另外，载人航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当时我国的长征一号火箭只有三百公斤的承载能力，还不能把飞船送上太空；还没有能开到南太平洋的远洋航天测量船；由于“文革”十年动乱的影响，综合国力还达不到飞天圆梦的能力。曙光一号飞船最终停留在科学家的草图上。
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1968年 4月1日，航天员科研与训练中心的前身——中国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开始选训宇航员和进行载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被称为锻炼员的何瑞琴和他的战友们,就在新成立不久的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后改名为北京航天医学研究所）里生活、训练。
当我和何瑞琴的女儿何萍谈起她爸爸时，何萍说:“我挺崇拜我爸爸的。”
我问：“为什么？”
何萍说：“在我眼里，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爸爸，他什么都会。”
何萍是个出色的姑娘，军医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总装备部卫生部工作。在这个年轻的女军官心中，已经退休的父亲依然具有勇敢顽强的榜样力量。
我采访中国航天英雄，不能忘了这些默默无闻的先行者，因为他们是通天路上的铺路石。
“五一”节刚过，我就登门拜访了何瑞琴。这位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军务，从参谋到副局长，又从正师的位置上退下来，一本正经地抓军容风纪、队列训练和编制体制，数十年如一日严肃认真的他，讲起年轻时模拟太空人的故事时，却极其风趣幽默，外加生动形象。
我把我的采访记录整理出来，请大家细细品味。
何瑞琴：我是河北人，父亲是个老八路，从骨子里我就喜欢当兵。17岁那年，我考上了天津滑翔学校。我小时候做过许多飞天梦，在梦境中飞呀，飞呀，飞得很高很高，却怎么也飞不上月球。后来到了滑翔学校，这里是空军培养飞行后备军的基地。我终于能驾机飞行了，可还觉得不过瘾。后来从我们200个学员中，挑选30名根红苗正、学习好的学员去北京执行特殊任务，身体条件要求很苛刻，我们这些人都是从飞行员中挑来的棒小伙儿，铁胳膊铁腿，拍拍胸脯说，都是钢铁汉子没挑的。可偏偏领导说执行特殊任务，要求身高170厘米左右，体重60至65公斤。就是这两条，刷下来了100多位同学，他们眼巴巴地送走了我们，那羡慕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们进了北京。
绿色的大卡车把我们拉进了北京西郊的一个军事大院，大院套小院，层层设岗，戒备森严，卡车终于驶过最后一个警卫哨，穿过林阴道，停在了一座奇形怪状的小楼前。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迎接我们的是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当然，灰暗的路灯下，除了几个晃动的白色身影外，还有狗吠和猴子上窜下跳的骚乱声。
这是什么地方？要我们执行什么特殊任务？
搞不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