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美丽呢？如果真的只是当下所怀旧着的那种“海上风情”，如果真的只是在老照片上看到的那种婉约风致，未免就真的是“淡，淡，淡”了吧。
没有看过《神女》中那为养育孩子备受凌辱的妓女母亲，没有看过《三个摩登女性》中那因参加罢工负伤入院的电话局女接线员，没有看过《小玩意》中那家破人亡丧魂失魄的手工艺人，没有看过《新女性》中争取独立幸福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女作家……没有看到那些黑白银幕上无声咽泣和挣扎的形象，也许我们根本不能体会那些胶片上影印着的，她内心的悲苦和呐喊，更遑论去了解银幕下她个人的情感和生活。
那些所谓的美丽，所谓的悲剧，半个多世纪后的我们，难道真的能够懂得，真的能够了解么？
不停有人告诉她要坚强，要独立，要做新女性。出身贫寒的她，靠个人奋斗求得经济独立，事业有成，似乎已是“新女性”之楷模。无奈却没人能告诉她，“新女性”该如何对付这新旧夹杂的世界，这新兴的“记者”和“舆论”，这旧式的流氓无赖，以及最后那一点点的，最基本又最伤人的“爱”。
面对《新女性》所受到的“新闻记者工会”的舆论镇压，以及幕后力量对“左翼电影运动”的围剿，“勇敢”的进步导演们自然能够付之一笑，“联华”老板大可以私自用公司名义道歉声明。而这个“无拳无勇”的女主角，就成了“新闻”“发扬余威的好材料”。小报们抓住张达民的无赖诬告大肆诋毁，于是就成了鲁迅所说的，“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
而她自己的生活，也似乎逃不出旧套路。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一场恶梦到另一场恶梦。“张达民把我当摇钱树，唐季珊把我当专利品，他们都不懂得爱！”那些在电影里教她进步的人们，在现实生活里，并没有给她任何依靠——不是么？ 即使终因唐这“最后一根稻草”的自私无情而灰心自杀，她依然在遗书里把自己的工资和家小交托给他。“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如果还有别人可托，怎能委屈至此！
戏剧性的是，他却私藏了她的遗书，另伪造两封遗书公布于世，把罪责都推到了“人言”和张达民身上。而66年后，她的遗书原稿才得以大白天下。原来她是说：“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原来不只是“人言可畏”，不只是“男人可恶”，而是，对尊严的无奈的最后维护。
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凌晨，沁园村9号，她服毒自尽。
据说死前也曾后悔挣扎，被唐和母亲送至日本人开的医院。凌晨没有值班医生，阮母要求转院，唐露出商人嘴脸：这里没人认得阮，到别处就会认出，一旦认出，我名誉尽毁。然后转投江湖医师，经两三个小时的土法折腾后，终是无力回天。
在电影《新女性》的结尾，服毒自杀的女作家韦明在病床上无声大叫：“我不要死，我要活，我要活”，但还是已经晚了。
在电影《阮玲玉》的结尾，昏黄的灯光下，大队人马和机器围着躲在被单下哭泣的阮玲玉，和旁边安静的看着她的《新女性》导演蔡楚生——他说“收工了”，走上前去，但是忘了掀开她的被单（或许也是无力吧），把她从戏里拉出来。然后是镜头后退，场景拉开，摄影机后的1990年代的导演关锦鹏对演员说，“家辉，你忘了掀开被单看看Maggie！”
这一刻，现实和影像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依然是在胶片上相遇。
然而舞台中间色彩分明——黑白的30年代的阿阮的脸，她所扮演的那个叫做韦明的女子；彩色的90年代的Maggie的脸，她所扮演的叫做阮玲玉的那个女子——所谓戏梦人生，是一直在继续的梦幻，是戏剧，还是现实？
70年过去了，所谓舆论杀人，终于是杀不死的了。而杀戮却没有停止。你尽可以说是演员身份地位更高，舆论导向更严肃高尚，女性更独立，社会更进步，却也焉知，不是心灵对悲剧的感知更麻木，我们对悲剧的逃避更彻底。
一个“新女性”，落在不同的时代，是怎样不同的戏梦人生？
说是“贪那一点点爱”和“一点点依赖”么，谁又能不贪呢？那不过是最基本的温暖。说是在乎那些名誉清白么，谁又能不在乎呢？何况不是畏于“人言”，而是自己最基本的尊严。
你以为她那旗袍里摇曳生姿的身影只是风情万种，你以为她那笼烟带雨的眉眼里只是哀怨婉转，你以为她只是戏里的悲情明星戏外的薄命红颜。而我们又怎么能忘得了：即使最终没等到开口说话的那一天，无论是在银幕上，还是在银幕下，她始终保持着呐喊的姿态。
而无论她有没有等到那一天，无论我们听不听得到那种声音，我总能记得：
在黑白光影的世界里，她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悲愤无奈地，又终于不屑一顾地，吸着烟卷，把僵硬的身体，坐上了那张破旧的桌子——昂然面对这充满屈辱，又诱惑以光明的人间。
阮玲玉故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