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女儿们收拾得齐齐整整的送去上学，自己则七拼八凑办起了群益纱管厂，还应邀下南洋扩展事业，也结交了许多进步青年。从此，她把生意所得都主要用在了孩子的教育费和对进步活动的支持上。
“一·二八”战火中，她辛苦经营了两年的厂子被炸，自己也因参与抗日宣传被法租界巡捕房抓了起来。等出狱后回到上海，一切近乎山穷水尽——母逝父病，工厂破产，捕房勒索，学费生活费毫无着落。然而即使经常断炊，她还是每天都把租住的房子内外上下洗扫得干干净净，把孩子们上学穿的仅有的蓝布罩衫烫得平平贴贴——鲁迅所讽刺的那种“枕头下压出裤线”来的“海派”虚荣，原来也是一种从尘土里坚挺向上的生活意志力。
她果然等到了柳暗花明。一位素不相识的四川人李嵩高突然来访。他在川内早闻竹君大名，既敬佩其志气为人，又有心雪中送炭，于是借给她两千元做生意。“钱算什么？你不要怀疑我是坏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你既然有女中丈夫的气概那就直爽些！”
文君
二千元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到底怎么用呢？这可是最后的机会，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当垆卖酒的四川奇女子卓文君。竹君终于决定在上海滩开一家川菜馆。
1934年底，她在华格桌路31号，租用一底三层，开了一家“锦江小餐”。她处处精打细算，样样力求新颖，连店徽店名都颇费心思。
“锦江”，既取意于成都那条濯洗出流光溢彩好蜀锦的锦江水，又寄托了竹君对望江楼上那位“同是青楼沦落人”的唐代才女薛涛的同情与敬慕。“竹叶”作店徽，碗碟瓷器上都用竹叶为标志，象征“竹君”之意。小店装修别致，环境幽雅，楼上多设日式风格小间，还在沪上首创了一次性卫生筷。
“锦江”开门大红，后来竟盖过了那些不可一世的粤菜酒家的风头，成为上海餐饮界最著名的去处。连杜月笙、黄金荣，以及南京政要想来吃饭也得等很久。锦江不断扩充，成为能容纳600人左右的锦江川菜馆。次年，又在华龙路开设“锦江茶室”，这里很快便成了文艺界的“沙龙”和“工作室”。上海“孤岛”时期，剧作家于伶创作并排演的一部著名话剧《女子公寓》，主角就是锦江和董竹君。
漂母
以“做生意”的形象为掩护，到抗日时期，锦江两店已是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联络、接头、开会的主要据点了。竹君更是成了革命的“漂母”。
郭沫若1937年抗战前从日本回国，躲在上海高乃依路捷克人开的公寓里。竹君曾每日三餐特派专人送了一个半月的佳肴。郭沫若特地写诗相赠：“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今有英雄起巾帼，“娜拉”行踪素所钦。”
夏衍也写道，“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于伶、章泯和我常常可以借她的菜馆碰头、开会乃至‘挂账’（实际上这种账是不会还的）。在当时彼此都为党的地下工作之故。”
另一方面，无论是失学青年，还是穷苦劳力，但有所求，她无不尽力救济资助。那时“锦江”每晚有一道“倒杂菜”的工序，由伙计把当天剩余的杂菜加工后，热汤热饭地挑去法租界斜桥总会附近，极廉价地卖给那些黄包车夫及其他苦力吃。
锦江
上海解放后，茂名南路上13层楼、18层楼以及6幢“炮台楼”里的老爷小开们，十有八九都作猢狲散了。新沙逊洋行拖欠的地价税，仅13层楼一幢，就累计高达60亿人民币（旧币）。眼看空关的房子多，洋行只好以整幢房子抵税了事。上海市政府决定把13层楼办成新上海的第一个国宾馆，于是请董竹君出面以锦江之名扩营。
竹君欣然应允，并将自己辛苦经营16年，当时价值15万美金的“锦江”两店全部献给国家。上海市委拨款4万元人民币作搬迁费，1951年6月9日，“锦江饭店”正式开张。董竹君任董事长兼经理，以原锦江两店为主的一百几十名职工各就各位，店徽仍为“竹叶”。
两年后，她被迫退居二线。1986年，锦江饭店纪念成立“三十五周年”——竟生生切断了前十五年。顾全大局的她写下了两全其美的祝词，给“扩大发展的‘锦江’三十五周年及锦江前身历史十五周年，共五十周年纪念日”，然而未被登出。
直至今日，虽几经批示，15年的锦江前身历史仍未得到正式的承认。对此一番心血，她还是心疼的。
母亲
竹君的大女儿国琼（又名曼蒂）颇有钢琴天分，当初竹君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让她继续接受培养。国琼在上海终于得以跟名师学琴，没有辜负自己的天分。而在母亲入狱至避难杭州的一年半时间里，恰是这个十六岁的小女孩四处筹钱找律师打官司，同时兼三四份钢琴课来维持全家七口人的生活费用，撑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她现在已经是国际知名的钢琴家。
三女儿国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创办八一电影制片厂。次女国璋修声乐系女高音，后一直侨居美国。小女国璋在美国洛杉矶任图书馆馆长。
国璋曾在1991年元旦寄给母亲一张贺年卡，上面的附言是：“永远感谢您带我们离川，在沪艰苦奋斗，培养我们成人，不然在那闭塞封建的地方长大，后果不堪设想……”
萍踪
她带着一家老小，在上海换过大大小小十多个住处。
她们开始所租的大多是亭子间，后来锦江生意好了，才逐渐住上了花园洋房，但也都是租用的，而且多是为方便“地上地下”双方面的工作。真正曾买过的房产只有一处，就是1949年解放前夕租入的愚园路1320弄1号，也是为了掩护地下工作的需要。一年后为贴补店内开支，又将房子廉价租出，仍租房居住。
现在董竹君所住过的各处，均未有旧居标志。
这处她惟一买过的房产，现在是长宁区区政府所在，自是不得入内。高墙围栏里有好几幢花园洋房，无法知道哪一幢是她曾经住过的。只见草坪绿得耀眼，不过没有竹林。
余音
她的他：正式离婚后数年，还时常“犯糊涂”地使计逼她回去，甚至做出了托人“把她骗到西湖推下去”的荒唐之举。1951年，他被误定为谋反的土豪劣绅判以死刑，1988年平反。
她离开夏家后一直未再嫁，也未与他书信往来。后来的自传中，从此不提感情之事。似乎无论是他还是别人，这个女人都不再需要爱情和婚姻了。
然而，据说她一直把她和他的结婚照放在卧室床头。
那么，也就是说，别后70年的时光里，无论是流离失所或是功成名就，每天夜里，她都还是要独自面对这个曾给她幸福和痛苦的男人。
98岁去世时，她的临终愿望是入葬时为她播放爱尔兰民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那是她与夏之时在日本时曾听到的“尺八”所奏之曲，一生念念不能忘。
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
众类亦云茂，虚心宁自持。
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
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
——薛涛《酬人雨后玩竹》
人人都知道竹子的风骨，然而，也许我们始终都不知道竹子的心。
也会有幽幽呜咽的时候吧，“切切孤竹管，来应云和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