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岁苍苍劲节奇
—— 董竹君故居
茂名南路的初段，是如此的敞亮而又荫凉，像一段平滑清净的河床。
沿着河岸走过，两壁都是石头的质地，树和草的味道——走过那巴洛克式风格的花园饭店，它的主楼前身是著名的法国俱乐部，至今仍保留着当年风靡上海滩的弹簧地板和彩色玻璃镶拼屋顶。
再往前走，就是解放后上海的第一个国宾馆——锦江饭店。“改变了世界”的《中美上海公报》正是在这里诞生。
“饭店”是已经有了54年的历史了，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更老——这是一组上海滩最负盛名、最具传奇意味的老房子之一。而“锦江”这个品牌更要老——那位开创“锦江”的奇女子，本身也是上海滩最负盛名的传奇之一。“锦江饭店”这个词，真要拆开来细说从头，确是千头万绪，各有春秋。
70年前，茂名南路还叫作迈尔西爱路。锦江饭店的北楼是华懋公寓，又被老百姓叫做13层楼，是一幢英国传统哥特式建筑,由著名的沙逊所建，1929年竣工时是上海的最高建筑。中楼（即现贵宾楼）是当时的高纳公寓，于1934年落成，是一幢仿美国现代派风格的大厦，被老百姓叫做18层楼。西楼也是1934年建造的，由6幢三层炮台式公寓组成，又被戏称为“炮楼”。
出入这三幢大楼的都是些“大人物”：来淘金的西方冒险家、洋行的经理大班、青红帮的流氓头子、国民党政要、高级律师、日本少将……住户名单几乎就是一部十里洋场的浮世绘。
而那时的“锦江”，还不在这里，在华格桌路31号的“锦江川菜馆”和华龙路上的“锦江茶室”。不仅菜好、环境好、服务好，更重要是有位传奇的老板娘。于是生意鼎盛，扬名一时，成了社会贤达聚会之所，甚至是“地下”革命人士的“俱乐部”——这是一个中国民国时代逃出家门后的娜拉给自己创出来的天地。
易卜生的“娜拉”来到中国，是在“五四”以后。这出话剧曾使中国女性深受刺激，她们纷纷走出家门，寻求独立。然而娜拉走后怎么办？鲁迅说要么沦为娼妓，要么“回来”，因为没有经济独立。而张爱玲说，《走！走到楼上去！》，“做花瓶是上楼”，“做太太是上楼”——大部分人，还是只能委屈于所谓的“命”和“运”。
然而这位娜拉，却偏是个不信命、不低头的，不管有路无路，总是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来才是安心。她自己说，“我的性格总之一句话，不向无理取闹低头，对人生坎坷没有怨言。”
这样的女子，姓董名篁字竹君，从1900年活到1997年，无论何时何地，始终峭拔向上，整整刚强了一个世纪。
因此说她是花，不如说是竹，不惹那红颜易老韶华易逝的怜惜，不享那攀条折枝焚香插瓶的爱慕，只是要让人敬重那风霜雪雨里不卑不亢的好风骨。而她的传奇，竟是真如说书一般，段段精彩，节节不停。
夜奔
她逃的第一次，并不是从“家”里，而是上海四马路上的“长三堂子”。
她自己最早的家在洋泾浜边一个贫民区。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是粗作姨娘，度日维艰中仍是供她读书识字。到了13岁，父亲病重无钱医治，万般无奈中只得将她抵去作了“小先生”。“小先生”又称“清馆人”，卖唱不卖身，只陪客人清谈。从此，堂子里便多了个“从来不笑的姑娘”。
“相貌又好，嗓子又好，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一张局票唱一曲，堂子收一块银元。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后来每天增加，客人不断，成了青楼老板的摇钱树，经常要唱到嗓子嘶哑。”人都说她要成“名媛”了，她却满心厌恶，只是爱听客人们谈论“国事”，一心想着能早点回家读书。
说来也巧，每逢乱世风云，这烟花柳巷便成了英雄隐迹、卧虎藏龙的地方。她真就遇到了一位真心爱她怜她的少年英雄——26岁的前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他早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领兵起义，被推为川军革命军总指挥。而此时，这位英雄所谋划的国事，就是“二次革命”的起兵反袁。
不久，袁世凯以三万大洋悬赏他的人头。他藏身于日租界的旅馆，准备流亡日本。临走之前，他设法筹钱为她赎身，她却说：“我不要这样，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以后作了夫妻，哪天你一不高兴就说，你是我花钱买的。那我可受不了。你一个铜板都不能花，要是花钱买，我就不跟你结婚。如果你答应我几件事，我会想办法跳出火坑。”
她提出的三件事是：“一不做小老婆；二到了日本，送我求学；三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一个好家庭，你管国家大事，我管家务，当你的内助。”——说这番打算的她，还不到15岁。
他答应了她的“条件”，冒险留在上海，等她的消息。时局日紧，堂子的看管也更严，但她终于在他们不得不动身的最后时刻，用计逃了出来，和他一起去了日本。
逃出来的那夜已是深秋，她褪尽绫罗珠宝，只着单衫布鞋，冻得瑟瑟发抖，躲在黄包车里逃到他所在的旅馆，与追来的打手只差了个前后脚。而他正在同行的催促中百般拖延，终于在最后一刻等到了她。
娜拉
15年后，1929年，她又逃了一次。这一次，却是从四川成都她自己的夏公馆里。
这时的她，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行侠仗义、贤良能干的夏夫人，低价黄包车出租公司和家庭织袜厂的女老板，成天忙里忙外又悉心教育五个孩子的母亲。而他，却逐渐成了一个意志消沉的乡绅，以搓麻将和抽鸦片度日。他的性情越发暴躁，不仅对女儿们视若敝履，还对她“受了新潮的毒”深为不满，打骂侮辱成了家常便饭。
最后，由于不肯送女儿去上学，兢兢业业做了15年夏夫人的她终于忍无可忍，只身带着自己的双亲和四个女儿回到了上海——这个壮举轰动了成都，也成了小报哄炒的热门新闻。
她想把他拖出那个死水一潭的旧环境，他却逼她快快认错回家。最后，夫妻俩在上海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里谈判。他软硬兼施，说她是“放弃金饭碗不捧，偏偏要蓬头赤脚带着子女出外去捧一只讨饭碗。上海是天堂，也是地狱……到头来，如果你不弄得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的话，我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
而她去意已定，没有要丈夫一分家产，开始带着双亲及四个孩子在上海滩自谋生路。
他说，“我现在才知道了你的人格”。
颠沛
和其他在上海的“流民”一样，他们不断搬家。
无论是挤在旧石库门的亭子间里，还是住在新式里弄房里，无论是事业渐起，还是穷到无米下锅，她始终活得兴兴头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