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她是民国世界里的临水照花人——其实临的不是星河，更不是汉水，而是上海的滚滚红尘滔滔市声，在她的楼下白日耀眼夜里荒凉地沉下去又浮起来。
而那照见观望到的苍凉，“远兜近转，末了还是像胡琴一样，依然回到人间”。
这么热闹而寂寞的地方，当年的名字叫做爱丁堡公寓。1939年，张爱玲与母亲和姑姑住在51室；1942年搬进了65室(现在为60室)，直至1948年。从《传奇》到《流言》，电光石火般的韶华盛放，也是现在流行意义上的她的全部文学生命，几乎皆出于此时此地。
一本《传奇》，写别人；一本《流言》，说自己。那说说写写的女子，在这楼上。隔着窗台，现代人的人形，又如几世的鬼魂，好奇地向外面张看。
这个后来被奉为海派祭酒的张爱玲，因擅长精雕细琢庸常男女、市井小民的情场战场，健康或病态的世俗琐碎、算计纠葛，常被归入“小女人”一类。但这实在是小看了她那茫茫乾坤中无声喟叹的苍凉气象，那离乱时代里宽广浩瀚的细致包容。
那是个爱看破烂蛮荒的蹦蹦戏的，学不来母亲作法式淑女的，不附会贵族门楣里浪漫传说的，不会被哄了去陪人歌哭的，不要遗产而自己养活自己的，选老公从来不选“饭金”（上海人所谓钱袋，意指养家的丈夫）还要为之奔波救济的，最后再穷也不在美国写自传挣美元的女子——这样的女子，住在民国时代的上海公寓。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她最爱的就该是这种自由，虽然这种新式自由也难免付出代价——“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梅雨时节，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我们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白茫茫的护城河……”
但纵有千般抱怨，她显然更享受这些琐碎乐趣，比如“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电车“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回家”了，“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还有在楼上听电车平行着的音轨，开电梯的讲究师傅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风里吹来的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她也喜欢。
她说：“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
可惜我看到的是个郁闷的旧楼，有种不干不脆的气色。大太阳下那种没有生气和味道的感觉，有点寂寞得可怕。铁门上的电铃是坏的，里面黑咕隆咚。拍了几下，忽然一道光亮从中间裂开，现出一个电梯间来。里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子，也是收拾得齐整干净，过来替我开了门。
说是上六楼找张爱玲的旧居，他微微迟疑一下，还是替我开了电梯。两个人闷在狭小的电梯间里。他头上没有一丝白发。还好，免得有还魂的感觉。
他在那里再三地说，“不要去敲门啊。现在住了别的人家了。不好打扰的。你就走廊上看看就好了。”我不停地说“好好好”，正在这时哐当一声电梯停稳，我终于被放了出来。他指了左边的一间给我，自己又退回了那个绿色的铁皮笼子。
局促的空间里，进退两难。阳光晃眼地从阳台上移过来，于是就走到外面去看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