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为霜下杰
——宋庆龄故居
我在纪念馆门前停下来，这里已经接近淮海中路的终端了。
在几乎是孤身奋战地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各种风暴之后，宋庆龄终于在这里迎来了胜利。她喜欢这幢房子，她一直把它叫做“家”。就像她自己说的，“去北京是上班，而回上海是回家”。
院子很大，有警卫站岗。门口有一家蓝印花布专卖店（一般都开在旅游景点附近），院子里也停满了旅游巴士。与其他门庭冷落的故居相比，显然人气颇旺。但院子里始终是幽静的。她似乎有一种内在和外延的力量，能够沉静一切浮华。
这幢平面长方形、外观似一艘巨轮的白色洋房建于1920年初，本是一位希腊船主的私人别墅，后几经易主。抗战胜利后，它作为敌伪产业由国民政府没收，后据蒋介石手谕拨给宋庆龄使用。
现在的院子里，除了原有的故居，还新盖了一座小型的文物馆，展出她生前自己收藏的纪念品。不过在这里你肯定不要承望看到伊梅尔达那种1220双鞋子式的私人藏品，也没有任何镶着慈禧太后珠宝的绣花鞋之类的“民国轶事”。我们清贫的国母所收藏的，都是些朴素的个人物品。其中，除了孙先生留给她的《建国大纲》手稿和写着“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的册页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俩防身所用的一大一小两把左轮手枪。这居然让我想起了武侠小说中那些虚构的双剑合璧的绝世武功。除了那些珍贵的“革命记录”（如与鲁迅、蔡元培等的来往信件）之外，她也精心保存着父母、美龄、子文和她最喜欢的小弟子良的一些旧物，甚至还有一件蒋宋结婚时亲友的贺礼——一只金钟，那应该是因为她疼爱美龄的缘故。
故居一楼是客厅、餐厅和书房，据说陈设仍然保持着她生前的原样。二楼是她的卧室、办公室和保姆李燕娥的卧室，据说卧室里的藤木家具是宋庆龄父母送给她的嫁妆。壁炉上的八音钟是孙中山使用过的，而且永远停留在八点十八分——那是他去世的时间。但现在并不允许上楼参观，于是这些“据说”就都无缘一见了。
但我看见了她亲自布置的餐厅，那里恰到好处地摆放着她喜爱的各种工艺品，那种缤纷而又温馨雅致的气氛，恰如她最喜欢的青花瓷。我不禁想起有人说过，“她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没有失去过她无与伦比的女性气质”。
透过白纱窗帘掩映的落地长窗看出去，后院里那宽阔的草坪上正闪耀着清澈而明亮的阳光。于是我从房子里出来，沿侧面的小路绕向后院。这个占地4330平方米的院落是一个巨大的植物园。小楼白色露台前的架子上爬满藤萝，正对着的长方形草坪四周环绕着四十余棵百年香樟。此外还有广玉兰、紫藤等花木，都在一起生机勃勃地晒着太阳。
这真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看见偌大的草坪上只有一个白色长椅，远远地，摆放在草坪尽头那棵香樟的浓荫下。那也许是这片阳光下惟一的一处孤独，但也还是开朗的、安然的。
当1945年庆龄回到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时，她已经53岁了。自1925年孙中山去世，她已经独立奋斗了整整20年。
1948年冬，国民政府把这幢林森中路1804号的花园洋房拨给了宋庆龄。宋庆龄在这里开始了新的战斗。一方面，她继续致力于建立反对内战和独裁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她把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开始了积极有效的战后救济工作。它为解放区运送医药用品，为挤在贫民窟里的穷人提供医疗保健，向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提供援助，还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儿童剧团，为流浪儿童提供教育和文娱活动。
随着国民政府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宋庆龄也遭到了越来越歇斯底里的攻击。他们先是制造她将要担任国民政府首脑的谣言；又企图剥夺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身份；据说还有过要把她劫持到台湾的阴谋。
最终，她安全地熬过了黎明前的最黑暗，胜利从容地降临在她的眼前。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从这里出发北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后很长时期内她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她投入了新的繁忙的国务活动，这使她越来越需要住在北京。但她依然希望保留她在上海的住宅。
1963年，宋庆龄终于迁居北京，但每年总要回上海住上一段时间。“文革”期间，出于安全考虑，她听从周恩来的劝告没有返沪。1980年，她回沪度过了农历春节——这是她最后一次回上海。
1981年5月29日晚，她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逝世前，她提出要把骨灰送回上海，同她的父母和李姐安葬在一个墓地内。
直到今天，在她身后的各种评论中，即使来自敌方阵营，她的种种美德依然被称颂备至。她以自己完美而独特的人格赢得了难能可贵的一致尊重。
旧上海租界工部局的一位英国官员称她为“始终如一的谦逊”。他还说：“但她又能具有极大的热情……她献身于暂处于劣势的那些人的事业……有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称她是（宋氏）三姐妹中最伟大的一位。”这位官员曾任英文《字林西报》主编，这家报纸为英国人所有，是上海那些老资格的“中国通”的喉舌。
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这样形容：“她从外表看来是一朵柔美的花，在内心里则是一头无畏的狮子。”
但毕竟，关于她个人生命的细节记录，都或多或少湮没在了这些伟大宏观的历史叙事之中。我们欣赏和景仰着她的开花结果的所有美德，却也无从深入那些花朵之下的枝叶、脉络和根系。于是我们必须尽量抓住所有可能一闪而过的线索和痕迹，或许可以去贴近她的真实的内心。虽然，她自己从不伪装。
于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她要选择长眠在上海？为什么不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或是在南京中山陵，与她敬爱的丈夫合葬？
廖承志解释说，“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脑中，永远不曾有过‘特殊’两个字。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而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但此外，或许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补充。
作为一个革命者，她始终把自己作为中国革命的一员，而不是某种当权者。
而作为一个妻子，或许她认为中山陵只是一种孙中山历史功绩的象征（事实上孙并没有修建如此庞大陵墓的本意），而她不应该，也没有想过要去分享这样的功勋。
作为她自己，她始终是宋家的女儿。解放前，国民党中曾有人对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地位妄加訾议时，据说她曾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我父母亲的女儿。”
“文革”期间，上海的红卫兵捣毁了她父母的墓地，当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痛哭。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也许，是这样的伤心使她觉得必须永远陪伴在父母身旁呢？
也许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上海是她的家——她父母的家、他和她的家、她自己的家。
从宋庆龄到孙夫人，她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的峥嵘岁月。从孙夫人再到宋庆龄，她也是在这里一个人面对前途叵测的命运。她从来没有迷失过她19岁时就写下的那种信仰——在载于威斯里安学校校刊1912年4月号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欢呼的她沉静地说，“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
在她身上，有种内在的力量一以贯之。而正是这种力量，支撑着她使宋庆龄和孙夫人这两个伟大人物始终融为一体而不可相互取代；也正是这种力量，使“伟大”这个难免有些高高在上的词变得谦和、温柔、沉静而安详。
力量其实有各种各样，她的这一种，从本质上我愿意称之为：仁爱。
最后，我去了宋庆龄陵园，我不能不去看看现在的她。
园子很大，很幽静，隔绝着周围的车水马龙。在那里，我看到了她和她父母的墓。还有另一个墓碑，在她的身旁。我曾经不知道那人的来历，但现在我知道了——那就是“李姐”。这位16岁就来到宋家的保姆，和庆龄一起生活了53年。在孙先生去世后的漫长岁月里，忠心耿耿的她，不仅成了宋庆龄的亲人，还是她“最亲密的战友”。建国后，宋庆龄在上海居住时由她照料生活，去北京居住时她则照看上海的房子和孙中山遗留的衣物——经常翻晒这些衣物是她的任务之一。1979年她患子宫癌去世。宋庆龄曾经答应过她，“将来一定要葬在一起”。她们现在的确又在一起了。
在从前的上海滩，她代表着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们——穷人、劳苦大众、妇女和儿童——的声音。在她看来，她正是为了他们才进行奋斗的。而她也沉淀和提炼了上海最为美丽和高贵的那种灵魂。
上海也许是一个充满繁华镜像的海市蜃楼，也许是一个竟自生机勃勃的奇花异果。而她，是其中最为真实深厚的那一种沉淀。
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她留下的，不只是痕迹，也不只是梦幻，而是让或现实或虚妄的我们，终于敢去信念和承担。
宋庆龄故居
地址：淮海中路1843号（原林森中路1804号，
1948年宋庆龄迁居于此）
开放时间：9:00-11:00
13:00-16:30
票价：5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