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她看上去外表柔弱，但各种形式的命令、威胁或劝说都不能使她改变立场。而她的弟弟、身为武汉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则在家族和强权的软硬兼施中犹豫不决（此时的蒋介石已在宋霭龄的一手操办下即将成为宋美龄的丈夫）。他溜回上海，住进了莫里哀路上的这幢宋庆龄寓所。于是这里成了各种说客轮番登场的地方，可怜的子文终于招架不住，彻底缴械。（不得不提到的一个插曲是，在这5年前的一个晚上，也正是在这所房子里召开的一场社区基督教晚会上，蒋介石初遇回国不久的宋美龄，随后“恋恋不能忘”，发动了猛烈的求婚攻势。）
宋子文再回武汉的时候，已经俨然是家族利益代言人和蒋介石政府的特派员了。他向宋庆龄转达了各种劝说，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资料，甚至透露了宋霭龄准备暗杀妹妹的计划。而宋庆龄坚如磐石、不为所动。她长期以来一贯的特点——对公众的责任感大于家庭私情——丝毫没有改变。
1927年7月，当武汉政府也最终叛变的时候，宋庆龄乔装打扮，乘轮船顺江而下，回到了上海。稍事停息后，她冒险秘密离沪，以公开访问莫斯科的形式来明确宣告与蒋介石的分道扬镳。6个月后，宋庆龄又到了德国，开始了她的流亡生活。
一年以后，庆龄为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短暂回国。在这所房子里，戴季陶对她说：“如果你不是孙中山夫人，我们会砍掉你的头。”而宋庆龄的回答是，“你们尽管砍好了。”三个月后，她又登上一艘法国邮轮前往马赛。
她也许是世界上最为特殊的一个革命流亡者——她和自己祖国的当权者作着毫不妥协的斗争，同时却享有这个政权不得不承认，并用尽一切手段拉拢利用的声誉。
她是孙中山的夫人。这份声誉既是她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最有力的斗争武器，也时刻陷她于最危险复杂的处境。把这份声誉遗留给她的那位先行者，没有留给她任何别的物质武器。她必须足够顽强足够智慧，才能够在越发动荡混乱的世界里，头脑清楚、坚持不懈地维护这份遗产。同时，也没有人比她更理解这份声誉背后更为重大的精神意义——他们共同坚持的理想。
此外，她还是宋家的二小姐、蒋介石的大姨子。在面对那样一堆利益错综复杂的家国关系里，她说：“是宋家为了中国而存在，而不是中国为了宋家而存在。”
1931年 8月13日，为母亲奔丧的宋庆龄再次回到上海。国内外时局的发展很快就使她投入到新的斗争之中。
她与杨铨、何香凝等创办“国民伤兵医院”；与蔡元培、鲁迅、杨铨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与沈钧儒等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她在此接待了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发表了拥护“共同抗日”的主张；也接待了大量国内外反法西斯民主人士；把大批热血青年送往延安；还促成了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
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从流亡时期的雷纳普罗梅，到被称为“左膀右臂”的邓演达和杨杏佛。她自己也成了蓝衣社特务多套暗杀计划的目标。当时去领导这一秘密工作的“军统”少将沈醉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是如何监视和骚扰宋庆龄的。他每天要写一份关于宋活动情况及来访客人的书面报告。因为在法租界有所不便，他想让她搬到更便于他掌握的地方去住，或者干脆把她赶出中国，但一切计谋都由于她的沉着坚强而归于泡影。
其中有一个诡计是由戴笠亲自制定细节的，内容是安插一个适当的人去追求宋庆龄的贴身女仆李姐（李燕娥）。老实的李姐把事情告诉了庆龄，庆龄向对这个伪装成出租车司机的年轻漂亮的小特务问了几个问题，就发现了破绽。
日本攻占上海后，宋庆龄不得不转移到香港。“这座寓所虽在法租界，但现在除了以前那些经常出没的密探外，又多了些前来监视的日本特务。在动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种使人不可能产生任何疑窦的安详景象。两位外国女友到家里来喝茶，一会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也来了。她和贴身女佣李姐从后门登上艾黎雇来的出租汽车，然后开往公共租界的外滩码头，登上一艘挂外国旗的沿海客轮。”
宋庆龄就这样又一次戏剧性地离开了上海的家。
五十多年后的我，坐在这所房子的一楼拱廊下，满脑子都是这些过于沉重而复杂的，比戏剧还要戏剧的历史故事。
天色越来越暗，满院是簌簌的风声雨气，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这里，此外就是草坪周围的松柏、广玉兰、香樟和冬青。忽然间，电闪雷鸣，只是一刹那，仿佛全世界的雨水都倾倒在了面前这块草地上。然后水雾静静腾起，在四下里微微弥漫，又被雨水冲散。
对面那株广玉兰静静地站着，在浓密枝叶的间隙中，那些硕大而端庄的洁白花朵，依然是幽静的。它们正在平静地洗净尘埃，从而使得暴雨中的黑暗也似乎慢慢地温柔清澈起来。草地周围，所有的植物都在继续生长。而天色，的确已经渐渐清亮了。
我想起楼上照片里宋庆龄那种孩子一样依赖着丈夫的模样，想起这所房子里没有陈列出的，宋庆龄在独居岁月里的那些惊心动魄。
最后，我想起楼上那两张一模一样并在一起的单人床——它们是那样亲密无间，然而又必须以那样的方式永远地独立存在。她永远是他的一部分，但也永远是要独立奋斗的自己。他们一直都在一起，但她也必须为此独自承受伟大的代价。然而，她始终是真诚的。
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爱情，而且随着时间而增长，变得更为深沉和坚强。每逢孙中山的忌辰（3月12日），她总是尽可能地避免参加任何公众纪念活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念沉思。而这种最坚强的感情基础正是他们共同的理想，无论这种理想遭到现实多少的非难、抹杀、嘲笑或者神化。他和她始终以这样的方式在一起，不离不弃。
在这样一种爱情面前，我们不必惭愧自己的平凡，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崇高的景仰。
孙中山故居
地址：香山路7号（原莫里哀路29号，1918－
1924年孙、宋居住于此，孙去世后宋独居
至1937年）
开放时间：9：30－11：00
14：00－16：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