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埃德加·斯诺在上个世纪初抵达上海的时候，他在苏州河浮动的舢板、帆船和渔船之间上岸，这时的外滩已经充满了光怪陆离的黄金时代的气息。
而正是这个1928年来到中国的斯诺写道：“1912年中国成立的共和国还是只停留在名义上……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过一件事，说明了中国农民的极端闭塞。有一次他到一个村子里去讲民主主义和‘国父’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关于国家和政府的主张。村子里的长者们都来认真的听讲，在他演讲结束的时候，一位白发白须老人站起来问了一个大家都不知道、但非常想知道的问题。‘我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七十年，’他说，‘这里15里路以内的大人物我都认识，但没有一个叫孙中山的。请问，他是谁呀？’”
而我，在繁华的淮海路上忽然想起这么严肃的一个幽默，似乎和斯诺一样是要大煞风景了，只不过此风景非彼风景。和那位“白发白须老人”不一样，现在大部分人想起上海，都是花样年华的风情万种和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而提到有国父国母之尊的孙中山和宋庆龄，虽早已如雷贯耳，却很难和“风花雪月”的上海拉上什么关系。
但事实上，就是这座斯诺眼里“贸易和商业比生命和人权更为重要”的城市，却也正因此曾吞吐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最前端的冲击与对抗、光荣与罪恶、梦幻和理想。
正如绝不只是“风花雪月”一样，上一个世纪的上海存留见证了这样两个人的信仰与坚持。
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行馆
走进弄堂口，正对着的就是3号。铁门上标明这里现在是淮海中路小学，透过围墙，隐约可以看见里面那座漂亮的西式砖红色楼房。我向传达室的老伯说明来意，他笑眯眯地开门让我进去了。
大概已是午睡的时间，学校里没什么人。一个小小的篮球场，有几个孩子在踢足球。一树浓阴下，四处都是清凉——正是那种最熟悉又最亲切的充满青草香和棒冰凉的童年时光。惟一不同的，是篮球场旁端立的这幢建筑。
应该有很多年头了，砖的红色看着沉淀而温厚。三层高，长方形，规整的拱形门洞一字排开，典雅端正。各门洞上挂上了学校各科室的牌子，看着很是可爱，也很妥帖，居然很有几分民国初年的味道。我站在“孙中山行馆旧址”的铜牌下，眯起眼向上望，天空被红褐格子的楼身衬得格外湛蓝，阳光从楼身侧棱线上直洒下来，一地都是灿烂。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遭拒，于是再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开始主张以革命争取共和。他着手的第一次武装行动是1895年的广州起义，在起事失败后的16年里，他一直流亡国外。当革命党人的第11次起事，即“武昌起义”终于推翻帝制时，他正在美国为革命筹款。
孙中山本人是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张报纸上得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1911年12月25日，他回到上海，受到了盛大欢迎。人群中就有同盟会的“总司库”宋查理及其大女儿宋霭龄。
孙中山早年曾多次来上海，但从无固定的住所，经常要寄住在宋查理在虹口的家里。而这一次，沪军都督府为他准备了这套位于宝昌路的洋房。
对于孙中山，毫无疑问，这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寓所。他立刻把它变成了活动中心，甚至行使政府职能。他在此会见各省军政代表与中外人士，据当时的上海报纸报道，他“一刻千金”，忙碌异常。1912年1月1日，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接下来，为了避免内战和实现共和，他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9月，袁任命他为全国铁路总监。于是他离开南京，任命宋查理为国家铁道部的财务局长，霭龄为秘书，一同开始了全国铁路考察的漫游。他再次发挥着无与伦比的激情和狂想，计划通过在10年内修建20万里铁路来使中国摆脱贫困。
然而，所有的幻想迅速破灭。1913年初，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图谋复辟称帝。7月，孙中山在上海对袁公开谴责：“其敢自称帝者，全国共讨之。”就是在这幢房子里，他再次上路，开始了讨袁的“二次革命”。其后不久，由于袁的下令捕杀，他再次逃亡日本。
我坐在小学校的篮球场边，静静地看着这座方方正正的老房子。树影在红砖墙上的斑驳影像，仿佛在放着一部有着战史硝烟的老电影……我不需要发挥想象，因为史实已经令人震撼，即使我们所了解到的只是浮光掠影。
董必武曾经写道，“孙中山经受了许多挫折，但从不后退，因为他坚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在一个如此错综复杂又铁血残酷的时空里，能够坚信正义是怎样一种艰难，那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设身处地去了解的。
一个皮面已经翻了毛的足球滚到我的脚下，于是就开心地和孩子们踢了一会儿。临走时，他们请我吃了一根盐水棒冰，那么清凉的滋味，是一种可以瞬间就感受到的幸福。
我忽然又想起了他，他曾经一直被误解被嘲笑，然后又一直被崇拜被神话，这些都使得他离我们如此之远。
而此刻，在这所已没有任何他的痕迹的房子面前，一切却都很真实。阳光、球场、踢球的孩子、写满通知的黑板、过堂的凉风、满地的树阴……
因为他的远久，我反而感觉到了他的存在。
孙中山行馆
地址：淮海中路650弄3号（原
宝昌路408号，1911年12
月至1913年8月孙中山在此居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