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他作为改良派的中坚力量,在自己主办的《时务报》上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与顽固派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论战。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流亡国外,又以立宪派领袖的身份展开了他生命中的第二次论战,不同的是他成为失败的一方,胜利者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不久,他从维护帝制转向拥护袁世凯,出任袁政府的司法总长;但清醒后的他又策动蔡锷倒袁。在护国战争中,他作为进步党的领袖,公开撰文指责他的恩师康有为“复辟帝制”,师徒二人就此决裂。“五四”运动以后,梁一度出任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鼓吹“改良”。
在后人看来梁启超的婚恋历程,也似乎充满了自我矛盾。他毕生反对女人缠足和男人纳妾,发起过“不缠足会”、“一夫一妻世界会”;但他又千真万确地纳过一个妾,这位如夫人还为他生育了六个孩子。
梁启超的婚姻虽未能脱旧式,但他与孩子们的关系,却绝不是传统的“庭训”式。在他留给子女的家书里,看不到疾言厉色,也看不到居高临下,而是窗前灯下娓娓闲话,谈自己的悲喜,以及对子女的相思。他曾写到:“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梁的这种父对子的“爱情”,一改中国传统的“严父”形象,而是从“严父”到朋友,这也不得不说是中国父子关系的一大革命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政坛与学界深感痛惜,在北京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分别举行追悼会。人们在挽联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才大如海”、“独挽神州危,正气永不死”、“革命之元勋”、“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中山)黄(兴)后”……
在走出大门时,一位长者前来与我们交谈,他说他自己非常景仰梁启超,他年轻时就曾读过梁的《饮冰室全集》,非常受感染。他建议我通读一遍二十四史,再去看梁启超等人在那时的观点和见识,才会懂得他们所提出的是前无古人的崭新见地,在当时是何等地振聋发聩。
这位长者说,他住在这里,目睹着故居一步步被破坏,感觉很愧疚,却无力做些什么,只能希望早日看到有关部门前来修缮保护。我指着故居对面照壁旁刻着“梁启超书斋”的一处小房子问:“这也是梁启超的房子吗?”老者微笑着摇了摇头,与我告别。
梁启超曾作过一首《水调歌头》,词中云:“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而今,我们只能企望,这位“愿替众生病”的思想巨人的遗迹,不要在人世沧桑中那么快地销磨殆尽。
梁启超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