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张传所说，她父亲一生抱定这样的信念：这些国宝从人民中来，还要回到人民手中，决不能沦落到别国的手中。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不知引起多少人觊觎，甚至在劫匪绑架的生死关头，张伯驹也断不肯以字画换取性命。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托张大千说情想高价收买《游春图》，被张伯驹不顾老友面子严辞坚拒，诸如此类的事情屡次发生，世人不解，送之绰号“张大怪”。只有夫人潘素对丈夫的嗜好十分“纵容”，为了凑款项，她经常变卖自己的首饰。建国后，夫妻二人将珍藏了几十年的八件真迹墨宝无偿捐献给国家。
张氏夫妇的义举震动了文化界，后来却无辜被康生等人戴上右派帽子，停职、检查，女儿和女婿为避祸端在1960年去了西安。在陈毅的帮助下，张伯驹调往吉林省博物馆任副馆长，一家人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分别。所以，对父亲在“文革”时经历的苦难，张传并不甚清楚，直到后来从《京城顽主张伯驹》等一些文章中才了解到当时的情况。
传阿姨的话语让人觉得非常亲切熨贴，这和她几十年的教师生涯有关。谈话间又闻犬吠，客厅里这上千本书的主人楼以栋先生——传阿姨的爱人回来了。他魁梧挺拔，一头银发，极有风度，言语不多却很和善。楼先生退休前在文物出版社任考古编辑，是国内该领域的专家，曾编辑过敦煌学的系列著作。
楼以栋和张传能够成就因缘，也有一段佳话：当年张伯驹以戏会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年轻的楼以栋就是其中一员。他当时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读书，时年26岁。23岁的张家小姐也常常喜欢来唱昆曲，楼以栋则担当拉胡琴伴奏的角色，时间久了，两个人互生情愫。但张伯驹开始是不赞成的，因为楼以栋并非书香门第出身，可是女儿的选择他也不强加阻拦。事实证明这门亲事是幸福美满的，近50年的风风雨雨，伉俪情深，共同抚养4个孩子长大，如今已经儿孙满堂。在这四个孩子中，大儿子继承了祖辈的禀赋，对文墨书画表现出热切的兴趣，只是家中已经没有那些珍贵的字画可供参考。除了捐献给国家的，其余的都在“文革”前后被抄走，这些文物大多都是由国家编了号的，只是存在张家收藏，当时足足装了七大卡车，后来邓颖超曾经提出归还给张家保存，但此事终未能实现。
客厅中央的桌子上，铺着一张刚刚画好的红梅，传阿姨说这是她将要道贺老友生日的一份礼物。潘素在晚年买不起石青、石绿等颜色，就不大画青绿山水了；在教授女儿学画花卉时，潘素也是教她主攻红梅。在窗前放满杂物的旧画桌上有一个白瓷笔筒，传阿姨说那就是她母亲的旧物。里面插着的几杆毛笔笔锋已经有些发霉了。这叫我想起在1957年，张伯驹捐献字画后，国家欲给20万元作为奖励，他却分文未取。
“余之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这是张伯驹晚年时说过的话。这些过眼烟云之物，如果他传给后代，今天的张家便能富可敌国。张伯驹也许永远成不了成功建业而名垂青史的人物，甚至许多人闻所未闻，但至少，他倾其一生，为中华文化的长河，增添了一脉得以源远流长的溪流。
张伯驹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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