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院门口栽的是芭蕉，院里种的是松树，现在满园葱绿的则是柿子树、石榴、葡萄藤，还有正盛开的碗口大的月季花。绿荫之下有清朝的雕花石凳，还有一个当花盆架的汉白玉日晷台。东墙后有一座二层小楼，是少女张传居住过的“绣楼”，楼下有一株百岁高龄的牡丹。张传告诉我们，她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二，也就是民间传说的百花生日，这个名字是父亲张伯驹梦中得来的，带“”旁的是旧体字，为“文采”之意。
房子已经拆改重建，早没了雕梁画栋，只有屋内的雕花门和几件老式硬木家具，在光线不足的下午日照中，令人隐约感觉到当年的书香墨韵，宴饮谈笑。
张伯驹的父亲张滇芳是袁世凯大哥的内弟，曾任河南总督，后致力于金融业，曾参与创办中国盐业银行，身后留下偌大一份家业。张伯驹生于1897年，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后来在军队任职。他的身份特殊，和许多达官贵人都有来往，但从不趋炎附势。他熟知官场内幕，却厌倦官场生活，退出军界后，投入到诗词曲赋、琴棋书画之中，与众多文人雅士交友切磋。
张阿姨对我们这些怀着种种好奇而来叨扰的青年人非常热情友好，这也是张家的家传风范。张伯驹的性情很直，谈得来的从不论出身贵贱而长相往来，谈不来的，他可以下棋看书作为托辞不见。张伯驹看不惯胞弟不务正业的公子哥习气，尤其厌恶他抽大烟的习惯，于是几乎断绝来往。对那些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张伯驹有求必应、不图回报，如长期供养落魄了的“太子爷”袁克定，帮助避难的刘海粟等。对潜心求知的年轻人，他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问全部掏出。他给予了年轻的周汝昌很大的影响，后者在以后的红学研究中成为权威人物。
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娴美端庄，擅长画青绿山水，弹奏古筝，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她出身苏州世家，祖上曾“出过几个宰相”。能列为这样一对典型“才子佳人”夫妇的座上宾的，既有出身名门、热爱文化的官宦子弟，如袁克定、夏仁虎、史淑清、付正湘等；又有才华横溢的艺苑群葩，如张大千、刘海粟，京剧名角余叔岩等，每星期聚会两次。
刘海粟对张伯驹的才识非常敬佩，曾盛赞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又曾经开玩笑说：“从文学上，从别的方面，我都和你不能比，但有一样，你没出过国，我出过国。”的确，张伯驹一生没有踏出过国门。当年的满座高朋，随着时局变幻而风流云散，许多都去了国外，“文革”后，张大千在香港盛邀张伯驹前往相聚，张伯驹当时已经年迈，放弃了出去的机会，但他在去世前仍念念不忘这些曾经志趣相投的旧友，希望两岸早日统一，老朋友们能有回来再聚之日。
张伯驹的种种兴趣爱好，表面与当时京城有钱公子哥们看戏捧角、收藏字画古玩的风气嗜好无二，实际上他绝非一般的顽主，而是文化瑰宝真正的知音。平津战役之际，张伯驹曾劝说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保护古都而出力奔走。当解放后领导人问他想去政协，还是做什么干部时，他却什么官职也不要，只要求搞自己所钟情的文化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