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宋庆龄其实并不喜欢住在这里。据鲁迅之子周海婴回忆，他的母亲许广平在世时，曾经代表统战部经常拜访宋庆龄，问询她的生活与健康。宋庆龄与许广平多次说过，她不想住在北京，而更愿意待在上海老家。因为孙中山是在北京去世的，这座城市总让她触景生情，心中伤感；而且，宋庆龄一直患有严重的神经性皮炎（荨麻症）——这是宋家人都患的一种病，北京的干燥气候总是让她有许多过敏反应，发病时异常痛苦。许广平每次都向上级汇报宋庆龄的愿望，但上面权衡轻重之后，还是请她住在北京。1971年10月的一天清晨，宋庆龄曾因病症发作，痒痛得一夜无眠，不得不写信托在香港的朋友火速寄日本产的特效药来。
对这座宅院的矛盾心态，绝不仅仅是出于宋庆龄对自身健康的烦恼，她在给外国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住在醇亲王的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园子有小溪环绕，园里有许多美丽的树木……草地几乎一年到头都是绿的。园里还有一所两层小楼。过去住在这里的皇亲国戚常来听云雀和别的鸟儿歌唱……我确实在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
“文革”之前，宋庆龄还能偶尔回上海休养。“文革”期间，上海成为“四人帮”的基地，宋家在淮海中路的房子受到冲击，周恩来为宋庆龄的安全考虑，力劝她住在北京。而在北京的院墙内外，也并不清静，“我每天如果不开会要花八九小时看东西”，大量与运动有关的资料让宋庆龄无所适从，她一生经历过无数风暴，但从未有过思想混乱的时候。尽管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人民革命洪流的一部分。但在“文革”的十年里——从她74岁到84岁——这位意志坚强的女性却感到被孤立了起来，使她思想混乱，有时甚至觉得孤独凄凉，这是从未有过的。
虽然受到周恩来向毛泽东申请来的特别保护，没有人冲进她的住所，但庭院的墙上仍被人贴了大字报，墙外不时传来红卫兵们批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刺耳叫喊和高音喇叭声，这让她震惊和痛苦。最使她难受的是那种低沉的声音——打人的声音和被打者的呻吟。她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嘱咐斯特朗把信阅后销毁，这是过去做地下工作时才会采取的非常手段。
最大的打击来自上海，红卫兵毁坏了宋庆龄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把墓中的骸骨挖出来“曝尸”，因为他们也是“最大的反动派”蒋介石的岳父母。当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失声痛哭。虽然后来周恩来下令上海市立即修复墓地，并在竣工后拍照寄给宋庆龄，但悲痛已长久地占据她的心灵。
在晚年，还有不少流言困扰着她。早在1927年宋庆龄因不满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流亡海外时，国民党右派就制造过宋庆龄与国民党左派陈友仁私奔的谣言，力图冲淡宋庆龄跟蒋介石决裂的政治意义。美联社甚至播发了宋庆龄在莫斯科结婚的假消息，致使宋庆龄大病三个星期。
宋庆龄的警卫秘书隋学芳由于酒后中风，生活困难，宋庆龄一度抚养了他的两个女儿：姐姐叫隋永清，英文名字叫约兰达；妹妹叫隋永洁，英文名叫珍妮特。这两个活泼的女孩子为宋庆龄解了不少寂寞，因此宋庆龄非常溺爱她们，而她们由此养成了娇纵的性格，也让宋庆龄操心不已。这也成了流言的来源，关于“宋庆龄晚年和某警卫的感情纠葛”的绯闻，在她生前身后，在中外都有流传。
“质本洁来还洁去”，任何风雨都不能磨损宋庆龄的美丽与崇高，我想，即使她真的有了新的感情，那也是完全应当的，不管多么伟大的光环笼罩，她也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女人，完全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