紕紛矠关于沈丁的谣言，见《记丁玲续集》５～６页。后来，沈常常为小报上刊出他的爱情故事感到困扰。见《八骏图》（《文集》第八卷１７２、１９０页）。关于名流，见《论海派》（《文集》第十二卷１５９页）。关于美国流行音乐，见《战争到某市以后》（《文集》第八卷４５９页），说“战争发生后，不知羞耻的年轻男女，各为美国输入的淫荡音乐，每日互相拥抱到一团跳舞。”关于出版界之间的竞争，见《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１５９页。
紕紜矠见《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１６１页。同书还说，它也受日本刊物评论的影响，见１５９、１６０页。
紕紝矠沈指摘低劣批评家，杂感见《轮盘·序》。关于鲁迅，见《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１６１页。沈还说，他的左翼朋友姚蓬子在为鲁迅编杂志时，也在大谈“主义”，但此文在收入《文集》第九卷８３页时，已删去这句话，见《记胡也频》（１９３２年版）６７～６８页。
紕紞矠沈在给一朋友信中，说他过于醉心于“法国革命”，这等于间接批评共产革命的暴力，见《废邮存底：给某作家》４６～５０页。沈劝他冷静下来，因此这篇作品未能收入《文集》。说“无产阶级文学是资本主义的花招”，见《南下杂记》（１９２７），《记胡也频》，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０日和笔者谈。关于沈从文说左派作者好，见《上海作家》１８页，《打头文学》。沈在《从现实学习》一文中又批评左右派把文学政治化，可是他批评得最厉害的，还是“上海－南京”的轴心。
紕紟矠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批评上海文艺界的弊病，同沈从文批评海派的调子非常近似。实际上沈早在１９２９年起就同海派论辩。我认为沈１９３４年的论文是同意鲁迅的观点，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１日沈在和我谈话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曹聚仁在《海派》（收入《思想、山水、人物》）１３７页上曾说，是鲁迅在８月１２日讲话中使用了“海派”一词，但在全集版《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现在没有这个词。总之，鲁迅在以下各点都和沈有共同之处，即（１）“白相文学”这个词，见本章注２１；（２）嘲笑剽窃、抄袭，如说叶灵凤剥毕亚兹莱的画；（３）鲁迅反对颓废派（旧礼拜六派）的才子和反对低级趣味的新礼拜六派、创造社，和３０年代的假革命文学口径很一致；（４）嘲笑无作品的作家；（５）反对幽默。后来沈又批评过《太白》的文章，虽然它是比林语堂办的杂志较好一点。沈称赞《译文》的严肃作风。而《太白》和《译文》都是鲁迅的朋友创办的。有趣的是，沈在《谈谈上海的刊物》中，表扬《译文》每期总有几篇文章使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而认为《论语》随事打趣，读者只用游戏心情去看它。
紕紡矠见唐弢《“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收入《唐弢杂文选》）。又见鲧《不受欢迎的文艺女神：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上海北京的中国文学》５３页。
紕紣矠见戴克崇（苏汶）《文人在上海》。关于上海现代派文艺，我很感谢李欧梵和卡普兰两位专家的论文。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派一代》、卡普兰的《中国现代派美学家戴望舒》提到现代派。
紕紤矠沈在《论穆时英》中说穆的海上传奇近于邪僻文字。文中还提到废名。卡普兰的论文里也提到过现代派喜欢刊登街谈巷议的闲话。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沈编的《小说月刊》也登这种文坛消息。
紕紥矠见《一个天才的通信》７８～７９页，说湖南人敌不过江浙人，湖南人一革命就死，浙江人革命就做委员。
紕紦矠关于鲁迅，见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６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湖南人，见《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紖紛矠沈不主张文学要回避政治主题。见《致〈文艺〉读者》（《废邮存底》２８页）。沈在《知识阶级与进步》中也有此看法。他在《读论英雄崇拜》中还指斥了陈铨宣传救世主独裁者的法西斯哲学。
紖紜矠沈主张文学中可以有政治倾向，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８１页）；又见《记丁玲》６５～６６页。但不要忽视作品应成为好作品，见《给一个写小说的》（《废邮存底》１１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