紓紟矠沈提到海派，见《轮盘·序》（１９３０年４月作），又见《一个天才的通信》（１９２９年６月）。沈在《记丁玲》（１９３３年）１６６页上使用了“新海派”这个词，在１６５页用了“海派”这个词。
紓紡矠我没有见过沈在武汉大学编印的新文学讲义。沈告诉邵华强说，这套讲义类似《论中国创作小说》和《沫沫集》，见邵华强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３日给笔者的信。
紓紣矠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７８、８３页）、《记丁玲》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９～１７１页。在创办《红黑》月刊之前，沈与丁、胡曾于１９２８年７到１０月间为《中央日报》编过《红与黑》副刊。后来才创刊《红黑》月刊和“红黑出版处”。
紓紤矠见《记丁玲》（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日《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九期１７６页）。后来印单行本，国民党检查机关将此段删去。关于“在野达士通人”见《禁书问题》（《文集》第十二卷３２７页。）
紓紥矠《一个天才的通信》（１９３０年２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７１页说明了为何书名如此可笑。当时在跟沈关系友好的《新月》１９２９年１月第一卷第十一期上，在沈从文小说《阿金》下面登有广告，也称沈是天才作家。
紓紦矠见《记丁玲续集》１２页等。
純紛矠见《论海派》；《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关于海派》；《轮盘·序》。关于帮派，见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１日沈和我的谈话。沈说，“我的文章把海派说得很清楚。主要是他们老在改变手法，所以你抓不住他们。他们把赌注压在商业利益上，而北京作家则大多来自高等院校，他们不懂得生意经。北京作家不得不靠广告，像戏院一样。在上海，你得跟新闻媒介搞好关系，有时候你也得跟黑社会搞好关系，不然会给你找麻烦。北京情况则不然。从理论上说，京派真正像学术流派。他们起的是学术作用，正大光明，不投机取巧。他们只是保守一些。在政治思想上比别人落后些。
純紜矠见《记丁玲》１６３页。沈在《论海派》中把茅盾、叶绍钧、鲁迅等大家都不列为海派。关于在北方办刊物的困难，见《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文中指出周刊如《骆驼草》、半月刊如《学文》、《水星》、《绿洲》、两月刊如《文学评论》都先后关门。
純紝矠沈反对幽默小品，见《风雅与俗气》（书信体论文，在《水星》第六卷第一期刊出）。老舍写过“杂感”作品，沈很高兴他后来不再写了。见《雪》序，在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４日上海《时事新报》刊出。后来收入《文集》时，此段已被删去。又见《新文学运动和新的文学观》，见１９４１年版《烛虚》６０页。又见《记丁玲续集》１３６页。关于施蛰存，见《谈谈上海的刊物》。
純紞矠《论海派》指出海派的作风是投机取巧与见风使舵，丧失原则。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１５９页，在《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８２页）里，沈都批评作家随风逐浪，如叫卖货物。关于《良友》画报和张资平，见《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文集》第十二卷１４３、１４１～１４４页）。沈指摘“感情主义者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说张资平成功，把握大众，是因为他造了一个卑下的低级的趣味标准。见《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文集》第十一卷１４４页）；又见《记丁玲》１８１页。提倡严肃认真，反对把写作当副业，见《文学者的态度》（《文集》第十二卷１４８页）。在《论创作的态度》１页上沈认为文学是种专业，而并非行业。
純紟矠引语见苏雪林《当代中国小说与剧本》，转引自许斯《中国现代小说，剧本一千五百种》。
純紡矠在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１日沈和我谈话中，他说，“不错，像演戏一样，海派老在改变手法，大搞机关布景，改变道具，而京戏则保持传统表演程式。结果海派总能吃得开，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能讨好观众。出版业也一样，上海出版书总赚钱，北京则往往要赔本。”
純紣矠在《论海派》（《文集》第十二卷１６１页）中，沈说，“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所必需的东西。”沈在《文运的重建》（在１９４０年５月５日昆明《中央日报》刊出）中又说：“文运与大学一脱离，就与教育脱离，萎靡，堕落，无生气，都是应有的结果。”
純紤矠关于新礼拜六派，见《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文集》第十一卷１４２～１４３页），又见《上海作家》１８０页。关于旧礼拜六派，见林培瑞《鸳鸯蝴蝶派：２０世纪早期中国城市通俗小说》１６６页。又见《论海派》（《文集》第十二卷１５８页）。关于新海派，见本章注紓紟矠。关于《海上趣味》，见《上海作家》１８０页。“海上商人”，见《记丁玲》１６５页。
純紥矠见《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又见《记丁玲续集》１３６页。本文说明沈在这个时期开始对中国文学史产生兴趣。
純紦矠见《窄而霉斋闲话》。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派一代》说，刘半农把郭沫若称为上海滩以歌德自比的诗人。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讽刺过上海的作品是才子加流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