紒紟矠沈要去掉旧的，换上新的，见《废邮存底》（《文集》第十一卷３００页）给丁的信上又说，与其把大部信仰力量倾心到过去不再存在的制度上去，不如用到一个崭新的希望上去。在《废邮存底》（《文集》第十一卷３０９页）（五）“给某教授信”里，叫他不要热衷于古诗。在《元旦日致〈文艺〉读者》，指出中国最大问题是哲学贫困与营养不足，人人厌烦现状，却懒于思索，我们需要朴实的作家，使独善其身的绅士知耻，使一切迷信不再存在。
紒紡矠《废邮存底》（二）“给一个写诗的”中说，写诗要注意修辞，讲究技巧，注意保留形式。在《谈创作》中要作者学习体验各式各样的人生。在《给一个读者》中，告诫读者不要怕失败，每个大作家都经过若干次失败，才把作品写成。在《谈诗》、《论技巧》里，要人莫轻视技巧，莫忽视技巧，莫滥用技巧。关于反对天才，见《创作杂论》、《致〈文艺〉读者》（见《废邮存底》２３～２５页），其中沈要作者不要迷信天才与灵感的存在。在《给一个写诗的》（《文集》第十一卷３０１页）中，沈要作者“莫随便写诗，漫无限制，应当谨慎认真地写。”沈在《谈创作》（《文集》第十一卷３１３页）和“给一个写小说的”（《文集》第十一卷３０４页）中，都要作家“勇于写作”，而“怯于发表”，也是自己看重自己的方法。沈说此文可能是写给巴金的。见凌宇《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巴金本人提到过，他和沈在推敲和放肆发泄之间有不同意见，见１９８１年７月９日金介甫和巴金的访谈。有趣的是，巴金的儿子李小棠当时正在研究沈从文。关于沈对个别作家的评论，见《沫沫集》。
紒紣矠《废邮存底》（十一）“给一个读者”号召读者用简练笔法，用心写好身边事物，写出人物音容笑貌，要写出其特点，不要写成千人一面。
紒紤矠《废邮存底》（二）“给一个写诗的”中，沈要诗人写诗不要单凭激情，放肆发泄，而要谨慎认真地写，要去陈就新，不能信笔挥洒。
紒紥矠《废邮存底》（四）“给一个大学生”要青年人勇敢雄强、素朴踏实地读书做人，不要怕失败。跌倒了，当然即刻爬起再走。关于大众语，见《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刊出）。又见《上海通信附记》，刊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说“当政者以白话文为洪水猛兽，实愚不可及。希望国内能有几个人肯冒点险，能甘于寂寞，认真来试写些作品，我愿意跟着这些人作去。”关于论争背景，见戈德曼《白话文运动中的左翼批评》８５～９４页。
紒紦矠见《鲁迅选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英译本，１９８０年，北京版）第四卷１９页。
紓紛矠《论海派》（１９３４年１月７日作）中，沈提出海派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产物。沈在《记丁玲》（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５日《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八期刊出）中提到海派。还写了《关于海派》（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１日作）。
紓紜矠沈从文的《论海派》是答辩戴克崇（笔名苏汶、杜衡）的《文人在上海》（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日在《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刊出）。有人指出，苏汶的文章原是对沈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的答辩。但沈在文章中并未用过海派一词，实际上沈挖苦的是北京的教授，和上海那些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列席的文人。苏汶反感的可能是沈在《记丁玲女士》中那些指摘上海文人的话。沈在《上海作家》（在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５日《小说月报》第一卷第三期刊出）中批评了上海的“新礼拜六派”，提倡容纳左翼作家有价值作品，并公平批评这类作品。
沈在《文学者的态度》和《给一个写小说的》中的确用过“白相”这个词，这似乎是响应鲁迅的《白相饭》，然而，沈早在《论创作的态度》（１９３１年６月刊）和《窄而霉斋闲话》（１９３１年６月１０日作）中都反对“白相文学态度”。在《〈雪〉序》（１９３２年）中也提到反对白相文学态度。在《一个天才的通信》（１９３０年２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７３页上和在《刘宇诗选》序中指出如今有许多“白相”诗人也许指的是郭沫若？）至于上海文艺对沈的答辩见芦焚《“京派”与“海派”》，又见本章注释紓紞矠。
紓紝矠关于蒋光慈，见《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１９３０年作，在１２月１５日《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刊出）１６１页。沈在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１日和我谈话中，证实了林语堂是他３０年代的论敌之一。关于张资平，见《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０日刊出）。
紓紞矠“文革”中，隶属过各种流派的人都不免遭到冲击。沈受到批判是说他领导过京派文人，其中包括朱光潜，而刘祖春、严文井等年轻一代作家则被定为小京派。据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１日沈的谈话，这可能是“文革”期间的事。鲁迅和沈３０年代的论战，对沈５０年代的遭遇，大有关系。一般认为，鲁迅在京派问题上抨击过沈从文，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提过沈。鲁迅的杂文是《“京派”与“海派”》和《北人与南人》。后来，鲁迅和沈的论战文章里都渗入了互相轻蔑的成份。在对抨击幽默上，两人目标原是一致的。见龙海清《沈从文与鲁迅》。然而，后来沈在《谈谈上海的刊物》上指摘了鲁迅的杂文刊物，鲁迅便写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无怪乎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１日沈在和我谈话里说，“实际上并没有京派。鲁迅批判的人正是我指摘的那些人，但鲁迅批评他们，那完全合理，我指摘他们那便完全不合理。”关于沈提到的海派各方，见以下几则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