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子》写了很多方面——中国乡村里正在消失的精神。湘西地方人民的气质，传奇情调不可遏制。艺术的衰竭，上帝的天性，和随着年纪增长的智慧。后两者在青年偷听来的讨论中由中年绅士和凤子陈述出来，绅士要她欣赏神的手段，它把世界都装扮得那么美。姑娘承认这种美，但认为一切都那么“自然”，那就必不让人“吃惊”。这一点非常有趣，绅士只好叹息说，是因为她太年轻，所以不懂得。也许这也是年届中年的沈从文要张兆和跟上他的观点，好让两人真能心心相印。
沈从文后来常常出现用宇宙作比喻，在《凤子》中也有出现。海滩上的沙子代表天各一方的人偶然相遇，星星代表各个生命。流星是生命之光消逝的象征，五彩的虹说明美不会长在眼前，最后，好像为了说服凤子，野花似乎成了大自然中引起惊讶的奇迹。在第七章里，青年绅士谈起苗族总爷的理论：“神就是自然”（这并不是反对神是自然创造者的说法）。青年问道：科学能够代替自然神学吗？总爷说，在城市里这也许可能，因为城里的人早巳对神、对自己失去信心。但在乡下可不然。因为政治家在乡下就吃不开，人们仍然相信神的统治。因为“在湘西人的感情上占的地位，除了他支配自然以外，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正直和诚实的爱。科学第一件事是真，这是从神性中抽出的遗产，科学如何发达也不会抛弃正直和爱，所以我这里的神又是永远存在，不会消失的。”总爷大胆地作了这个假定。从国外回来的无神论者，以为改变组织即可改变信仰，肯定是要失败的。结局会怎么样？30年的混乱就是教训。至于乡下呢？它不会从内部被摧毁，而是危险来自外部，即革命动荡带来的经济上的骚乱。級紤矠
最后，还有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沈从文写这些思想性小说是想成为这方面的作家，还是才初步摊开架式？級紥矠由于写作主题越来越趋于抽象，他的语言也变得非常“花哨”。級紦矠他在理智高度上固然有新创获，但他早期作品喜剧性的现实主义锋芒是否丧失了呢？当沈从文在40年代达到技巧上的高峰时，它又转向了写心理上的自传作品的路子。是不是说他在“构筑理想世界”方面已经丧失信心，不再坚持下去呢，瞾矈矓矠这在像福克纳那样的乡土文学家也在所难免。不管他写了多么迷人的富于异域情调的现实，而沈的伟大成就还在于他善于写带有寓言性质的作品。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数几个受弗洛伊德影响的作家，能够向读者写生命、爱情、死亡的种种幻梦，从下意识角度写出这些人的形象。然而，尽管青年人读了巴金的通俗作品后，特别喜欢寓言中虚构的世界，沈从文的社会寓言式作品却不能使他们感到激动。青年人梦寐以求的是投身政治行动和革命的世界，或者只求得到资本主义给沿海城市幸运儿带来的新机会。在这种变动了的条件之下，对沈的读者来说，不管沈不再满足于探索下意识的象征与寓言，或者不得不处理明确的“思想”，都没有什么两样。
【注释】
①汪曾祺。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０日沈从文对我讲过他在吴淞中国公学第一次登堂讲课时，只咕噜几句就下堂了事的掌故。１９７５年１月２１日我在新海文傅汉思夫妇家访问时，也谈起过这件轶事，还说，连张兆和本人也认为沈老师讲课实在不讨人喜欢。沈从文自己呢，对他的教课本领也不满意，曾将其中情景写入《灯》（１９２９）、《春天》（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游目集》（１９３４）４５～８７页。
在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这几年间，沈的住址在青岛北京两地来回变动，１９３１年夏天他离开上海去北京。从１９３１年秋天到１９３３年夏天，有时候在青岛大学教书；接着于１９３３年迁回北京，９月间在北京结婚，但１９３４年夏天又回青岛，见《月下小景题记》。１９３５年沈又回北京，后来在北京大学讲课。他的教学道路并不平坦，吴晓铃说，４０年代沈在西南联大教书时，还只是一名副教授。
②沈指斥国民党作家的法西斯分子，见沈的评论《谈进步》３页。关于文艺界对沈的批评，见凡容《沈从文的〈贵生〉》。１９４６年沈在《从现实学习》中提出答复说，他二十年来怎样从现实学习。对沈的论点，夏衍写的《关得住吗？关不住了！》，杨华写的《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都提出了反批评。
③沈提到的外国思想家见沈的《谈保守》，其中介绍了鲁滨逊的《心理的改造》一书。另一篇是《谈进步》，在《文艺季刊》１９３８年第一卷第三期刊出。
④沈和丁玲写的与高尔基作品同名的有沈的《母亲》（剧本）、丁玲的《母亲》；沈写过《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后改名《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类似高尔基的《二十六男和一女》；沈写过《我的教育》，类似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袁家骅、白英编译的《当代中国小说》１１页曾经说过，“沈从文的早期作品完全可与高尔基相比，他们作品中都充满激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