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思想性小说
沈从文对于中国未来虽然感到悲观，但他30年代写的很多创作都是非常“积极的”，跟当时的革命文艺作品同样积极。他要求作家要用“宗教的献身精神”来写出文学的内在感染力，使作品对中国读者起“催化”作用，激起他们向前迈进改造世界的信心。他仍然醉心于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直到1941年他还“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地记录下来的人事”，然而，所谓的人事是由社会现实和梦想组成。因而这现实，这远比理论更使他感到兴趣的现实，就包括了“更高的现实”，或者说“抽象”，他本着柏拉图（他向革命者推荐的一位作家）的精神，把瞬息消逝的饱经战祸的现实世界重新统一成为一个更永恒的美的本体。他说促使他写作的情绪同投身一个宗教信仰一样。他想在黑暗的时代中创造出光明。紘紜矠
这种伦理与哲理的观念论令人想到几乎被人忘却的富于创造性的“五四”精神。1919年那些激进派也想利用文学来直接创造新的理智形式，不受邪恶的社会力量干预。在沈后来的作品中，理智的确比世俗的乐观主义更能说明作品的特征。虽然他写过关于上帝的散文，他的小说却在急切地探索存在的讽刺意义。沈在40年代读过佛经、古典文学，还有西方哲学，他写过一本讲逻辑学的课本。沈在文化上是革新派，喜欢进行各种实验，那么有人一定要问，他作品中的种种思想（如技巧的要素）是否也都是实验，这些思想是否代表他探索的意义？如果他凭着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甚至人类学的观点来认识作品，作为认识抽象的方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的技巧也只是一种现象呢？
实际上，沈并不在乎用哲学方法来搞明确阐释这类问题。他关心是引人向上的“观念”这个哲学的高度，不管它是通过神还是科学来体现。不管把它当作一种文学作品或一种思想观念，他都“喜爱”抽象这个东西，正像他在其他文章中也怀着真正好奇心情对社会行为进行探索。他不像法国象征派那样主张用艺术来改造生活，或构筑一个“新的大厦让艺术家能躲进里面逃避生活”。紘紝矠虽然他40年代写的小说散文《绿魔》、《黑魔》、《白魔》似乎想用颜色暗喻来引起神秘联想，但各篇在艺术上也是从属于生活的。也许沈从文想通过和社会、作家，甚至和读者保持距离，最后能不顾社会舆论约束成为一个现代的标新立异作家。可是，沈常常为自己辩解说，他想用常识来使自己不随波逐流，不相信天才、预言，或者上帝。
专业的意识和对文学史的关注使沈加紧了思想性的创作。他开始怀疑中国新文学作品能不能被后代称为文学。他年纪渐长之后，开始对自己的生死命运也有些耿耿于怀。他的生命是否具有历史意义？问题又回到抽象上来。他注意到，大艺术家能永垂不朽，在于他们的作品比别的人更有生命力，政治家的情况更是如此。再说，创作的过程是令人鼓舞的。对沈来说，这就证明，生命的精神领域十分宽广，一般人不易察觉。
因此，沈从文把30年代作为树立他的生命和作品意义的时代，毫不考虑当时的战争环境。当时他读各种文学作品，写出多种文学风格。增进对人、意识，和宇宙的理解。但他认为，他没有能力把这些理解加以综合，把他过去的习作提高到真正文学作品的水平。他这种自我评估既是谦虚，又说明他对进步满怀希望。紘紞矠
沈从文30年代的作品，跟他后期作品相比，的确在技巧上还说不上是现代派。然而在对人类关系进行心理上微观结构的精密观察上，它的敏锐形象引起的下意识反应，常常成为他的精心构想的上层建筑。跟鲁迅一样，他的小说情节往往是回忆往事，而像法国小说家《追忆逝水年华》作者普罗斯特用潜意识来观察人生一样，对时间作了细致分析。最后理智气质占了上风，使沈的作品有了现代派气味，如果还算不上先锋派的话。他在30年代表露的思想毫不新颖，也并非独创。但小说中角色的每一个质问式动作——他们对现实本身感到半信半疑——“代表一种现代的反常状态。生活既动荡无常，欢乐也并不常在；沈的积极态度只不过是无穷尽可能性中体现的纯净的欢乐而已。有时我们注意到作者通过文学来寻找他自己生活的意义。一切进步的中心在于内在而并非来自外部；即创作的智慧，像《心理的改造》的作者J.H.鲁宾逊写的那样，沈在他的散文，和通过小说中人物来进行论证。紘紟矠
在小说《八骏图》（1933）中，上述种种因素都得到体现。他在青岛大学暑期学校一位教授达士先生身上进行了细致观察，甚至做了心理学实验。达士先生爱他的未婚妻瑗瑗，可又受到另一位女士的诱惑。最后，当时他留下来跟这女人打交道，就不只是个道德上的抉择，而是哲学上的义务，治疗情绪的药剂。再说，达士跟沈从文一样，是个专业作家。他每天给妻子写信，第一天就写了三封信。达士像沈一样认为，作家是灵魂的治疗者。紘紡矠《八骏图》不完全是自我辩解。达士这个名字可理解为万事通达的学者。至少这是一个讽刺小说就现代道德问题对人性提出的心理学分析；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