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1933年后期丁玲在南京被软禁时期一直是和冯达住在一起的。对她的看管也很松。沈在1933年12月初回湖南时，曾去南京看过丁玲，发现丁住的条件不坏，个人财物也未没收。国民党政府允许沈去看丁玲，原因也许是让沈别再写她的事，或者让沈说丁玲在南京软禁中生活不错，因此不再写丁玲受到虐待。但直到1936年底丁玲在延安重新露面之前，沈对南京之行只字不提，以免证实她还在人间。紗紟矠有趣的可能性之一是，沈从文在南京看望丁玲时，也许曾送一本《记丁玲》给她，希望丁玲有机会读到此书。紗紡矠再说，沈如果写了他南京之行，别人（包括共产党人）也会从中知道丁玲软禁的地方。而当时丁的上级正是一帮对丁玲不太喜欢的人。所以沈对这一层也不得不审慎从事。不管怎样，丁玲事件之后，沈从文只会更把政客看不上眼。
1934～1935年间国民党政府更向右转，推行领袖崇拜和用军事手段解决国内问题，沈从文的不满之情也更为高涨。跟政治家一样，它谴责“国际资本主义”与外国“飞机、大炮、洋货与牧师”。但他的批评仍然侧重在中华民族本身的堕落，认为这远比外来的威胁更为严重，紗紣矠正如他在30年代重视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远比政治侵略要危险一样，对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如鸦片、迷信、抵制变革等，他也很关心。在政治上沈最苦恼的是贫富两极分化和暴力问题。他多次抗议政府查禁图书，警告说国民党的作法将和秦始皇帝的暴政一样，在历史上落下骂名。他是作家，禁书自然使他跟政府疏远，认为政府愚蠢，居然认为文学作品会把青年变成共产党。然而，沈也担心，左翼思想正在高等院校学生中深入人心，他以为这是政府要青年学生不问政治造成的。他同这类青年越来越疏远也使他苦恼，他跟政府官吏经常敌对。他除了指斥政府官员外，有时还同他们讲道理，这是很使左派感到不快的，沈害怕的正是这一层。紗紤矠
除了反对政府从政治上管制文学之外，沈还尖锐批评在教育上提倡读经。沈的本省（湖南）军阀何键对省主席就提倡在各级学校课程中一律实行读经，沈对何键提倡读经最为反感。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主张读经者的伪善性质。他说，读那些古书只耗费青年人时间，这是害了他们，使他们长大时不能应付未来的困难局面。认为“在这种时代实行读经即近于民族自杀”，“显得我们原来还活在中古时代，而且历史还正在倒退”。紗紥矠
从这点出发他又批驳了蒋介石企图恢复旧思想、旧道德，把忠诚、等级作为领导与群众和谐相处的基础。这就是蒋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它搀和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青年会提倡的修养，连同这个运动的极权原则，使沈从文很为反感。这种情绪直到40年代“新生活运动”已经消失以后还未消除。他认真对待这个运动。以为它是国民党统治中国的象征，不只像多数知识分子那样讥讽它，而且矛头还针对着几方面的敌手。蓝衣社，这帮人迫害了他的朋友，而且主持了湖南、江西两省的“新生活运动”（用它来激发起他们的反革命暴力法西斯的情绪）；青年会，沈早就嘲笑青年会只能把青年培养成油头粉面，见人谄笑的洋派；沈还讥讽过湖南省主席何键，最后是蒋介石本人。沈抨击“新生活运动”的最尖锐文章有《新与旧》，沈采用的是“指桑骂槐”的象征派手法。紗紦矠
从表面看，这篇小说是沈从文常写的牧歌或故事。背景是古故老镇城，写了古城多姿多彩的环境和屯田军人杨金标，这个很得意的乡下小伙子是小说的主人公。沈根据自己不寻常的家庭背景（他有个亲戚当过刽子手），选取了许多人种学细节来烘托出一派略带超现实主义的气氛。
杨金标年轻时还是清朝末年。他的生活是在城隍庙前演出一场闹剧。只要处决罪犯，按当时镇城规矩，要刽子手带着血迹斑斑的鬼头刀去城隍庙的菩萨面前磕头，靠神明力量来补偿杀人罪过。杨金标要向菩萨请罪，又向县太爷请罪，然后挨一顿棍子。沈从文把古老风俗加以戏剧性渲染，对当代“官场即戏场”的闹剧做了富于讽刺意味的对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