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亲身参加的论战是反对文学上的“海派”。紒紦矠说起来妙得很，中国乡土文学的大作家，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却起来跟中国最大的都市，即中国的上海以及巴黎加上莫斯科或纽约，展开论战。论战一方京派也叫“学院派”的导师，是这位湘西人，他不但未参加过任何文艺集团，而且连中学也未上过。
从上海文艺界看来，论战在1934年才展开，当时沈从文就指出，上海已处于海派文人的控制之下，说“海派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紓紛矠因为沈多次嘲弄过上海作家的作品，激起上海派反感，因此展开这场论争。沈在1931年说过，上海许多所谓作家，实际上只是文学的“白相人”。“白相”是鲁迅1933年写的《吃白相饭》一文中用过的词汇。上海作家也反唇相讥，把沈指为京派。论战不久就全面展开，随之转向其他争论而结束。紓紜矠
沈从文则不愿意把这场论战看得这么轻。他认真看待上海文艺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不然的话，他不会用这个地区称号，因为这种称号会得罪很多中国作家。“海派”一词激起了上海文艺界的自豪感与歧视外界的心理，激起对出版家的愤慨，使一些人为“五四”以来作家声望降低感到惶恐不安，并对文化变革采取保留态度，对作家这个群体产生怨言。沈的论战锋芒攻击上海文艺界，象征着中国的现代派阵营的分裂。我们常常猜测，沈所指斥的到底是哪些人，因为他除了指名道姓提到过蒋光慈、林语堂、“新月派”，特别是张资平等人而外，很少在论战中指出其他人的姓名，连暗示也没有过。紓紝矠也许他认为指名道姓的人，比未提名的作家还高一筹。沈的论战都是在理论上进行的，不只是为了掩盖他和论敌算旧账。他甚至想用海派概念作为文学史上的一种理论。这样，海派这个词自然就使得上海作家异常反感。1949年以后，沈从文当年这场笔墨官司也为他招来不少是非。紓紞矠
沈从文发动的这场反“海派”运动早在1929年夏天就已经初步形成，当时他就提出了“新海派”这个词。紓紟矠那时很少有作家理睬这件事，少数作家也许表示异议，因为批判海派的老巢，租界的文艺界，并不算新鲜事情。沈自己也住过上海。他只想表明，他并非作为北京作家来反对上海，而是作为内地人，作为上海真正对立面的内地人来反对上海。
沈从文含蓄指出“海派”有它的根源，表明沈开始以一个中国文学史学家的角度论这个问题，紓紡矠中国文学是他在武汉大学讲的课程。但他也不是真正那么超脱。第一次论战发生在他在上海吃了一场心理上的大败仗以后。1928至1929年，胡也频、丁玲和沈正忙着合编文学杂志《红与黑》和《人间月刊》。他们在杂志上刊出豪迈声明，要刊物保持独立，没有任何特殊的倾向性。刊物只刊登创作，包括沈从文自己写的控诉社会的、痛苦而可信的日记。两种杂志只维持了一年之久。沈负了一身债，丁玲和胡也频则都转而投入政治斗争。紓紣矠
沈从文不会想到他和丁玲几年后会编辑更有影响力的刊物，而把这次失败归于不公平竞争，资本家把持市场、官僚们在幕后操纵。沈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说资本家和官僚总是互相勾结；沈也责备左翼文学，说他们控制着自己的出版家。紓紤矠沈早就对文艺体制感到不满。现在他不仅指责作家的后台，连作家也受到沈的责怪。
沈从文自己作品在上海也受到批评，受到退稿的冷遇，尽管当时一位上海出版家恭维沈是“天才”，是“十里洋场”的神童。紓紥矠一切事情好像都跟着权势金钱旋转，作家则什么也轮不到。沈知道他写得太快——快得顾不上考究技巧——他对上海出版家要他这样赶写非常恼火。不久北方叫他去教书救了他，使他离开这个讨厌的城市。但他感到内疚的是，把胡也频和丁玲两位正在奋斗中的“专业”作家留在上海。上海奇妙费解的治外法权（他早就为这种徒有其名的治外法权担心）使胡也频、丁玲感到虚假的乐观，产生安全感，使他们终于蒙难。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商人——警察——青红帮三位一体在控制这块地方。紓紦矠两人在公共租界最后遭到厄运，证实了沈从文早就存着的戒心：上海文艺界种种现象不过是上海鬼蜮世界的又一个反映。
沈向往回到20年代北京的那种局面。作家享有很高地位、联成一体，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而海派文人则只会制造某某作家的谣言，然后写成“文艺新闻”；有些人不是剽窃中国作家的作品，就是翻译外国作品，冒充创作；有些人组成大肆渲染的文学社团，在喝茶聊天之余，互相标榜，招摇过市；有些人用各种旁敲侧击伎俩来破坏作者名声。还有些人巴结电影明星与流氓来提高自己地位。純紛矠
不根据作品风格，而根据作家的活动地域来区别一个流派，这不是评论家的做法，只能算道家的行径。
最后，“文学”活动便只纠缠在时事评论和小品上。純紜矠沈从文认为，这种评论文章分量上单薄，政治思想也不够大胆，远远离开当前的文化任务，成为电影明星消遣的闲谈；这些人当然主张维持现状。到1930年更大张旗鼓挞伐反对幽默小品文，目标对准林语堂，沈可能是为了不把他的朋友施蛰存与这些人归入一类。純紝矠
沈从文特别惋惜有些上海作家只从“低级趣味”出发，为迎合读者口味而经常改变风格。他痛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良友》画报专门挑选大美人和校花作封面，刊登电影明星亲吻姿势；有的作家如张资平，把三角恋爱题材写厌之后，居然也转而来写时髦的革命文学；而且，在揣测是某人出卖了丁玲之后，沈说，“感情用事的‘左翼’人士平时猛如狮，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这种人就是所谓的海派。”看来风格、流派、意识形态——都不是神圣不能改变的。出版商时而提倡讽刺作品，时而争出儿童文学，时而又出傻女婿民间故事，或古典名著插图的连环画；一会儿提倡尼采的超人哲学，一会儿又宣传波德莱尔的颓废文学——一切全凭读者口味来取舍。沈却把文学作为事业，痛斥玩票式的无聊小品，维护那些严肃认真的作家，不受浪荡哥儿的包围，不写无聊透顶的文学。純紞矠
上海并不是新的攻击目标。中国戏曲界的海派艺人，早已把一些俗不可耐的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舞台上采用机关布景，一本戏分成无数本连台演出，台上一片喧嚣哄闹，用低级趣味来赢得观众掌声，在这种剧场里，传统戏曲的表演程式已经完全消失。总之，上海的演技完全破坏了京剧艺术，而京戏本来强调演唱与做工准备，保存了优秀的中国表演传统。”純紟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