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形成了自己的“倾向”
沈从文30年代写的文学评论文章在理论上显得单薄，着重于当代与历史的比较。他逐个评论某些作品和作家，就作家的情操、抱负，以及他们对发展文艺技巧、形成新的白话语言的贡献大小加以论列。显然，他有意不谈作家的政治倾向与派系关系。在讨论建设新民族语言时，他甚至混淆了诗人、小说家和杂文作家的区别。他写的这类评论文章后来收入《沫沫集》（书名起得并不贴切），是原来沈在吴淞中国公学（1926）、武汉大学（1930）时的讲稿。沈从文讲课用平静论学办法，而不喜欢用争吵语气，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惟一的例外，是他有关京派海派的论文，这个论战同他的区域感情有关。
沈从文这种政治态度是有意做出来的，他的时局观点之所以显得含糊其词，是由于他对时局总采取含蓄态度。人人很可能被他这种现象所愚弄，以为他真的对时局漠不关心，特别是在1949年后更显出了这一点，但据我一次同他乘汽车穿过北京时的观察，就完全清除了这种错觉。一路上他对沿途见到的市井中的某些缺点和愚昧现象，联系其与地理历史不协调方面，曾发出一连串讽刺性的评说。他指出某处原有一丛古树，被傅作义部队砍头，他为之叹息。那边有一所巨大皇家宅邸，现在由军队方面占用。看来这位镇出生的调皮娃娃，到80年代还没有改掉当年的倔脾气。
沈从文早在30年代就一直主张在文化上打破偶像崇拜。他在给一个读者信中说，“不要为回忆把自己弄成衰弱东西，一切回忆都是有毒的。不要尽看那些旧书，我们已没有义务再去担负那些过去时代过去人物所留下的趣味同观念了。在我们未老之前，看了过多由于那些先前若干世纪老年人为一个长长的民族历史所困苦，融合了向坟墓钻去的道教与佛教的隐遁避世感情而写成的种种书籍，比回忆还更容易使你未老先衰。”（《废邮存底》）紒紞矠
他一再强调说，要去掉旧的，换上新的。他在解剖文人朋友的小毛病时，特别提到了他最关心的青年与年龄问题。沈用比较俏皮的口气指出他们太热衷于古诗，他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使得他们“哲学贫困与营养不足”。因此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必须能够追究这个民族的种种毛病：虚浮、懦弱、懒惰、不愿思考。紒紟矠但是，30年代沈并没有参加具体的政治革命，所谓的文化革命的主题已成了老生常谈，已经被当时那帮文化新贵、官僚和商人把持在手了。
沈从文认为较高的文学评论是要采取一种美学的角度。他经常提出的论点是，号召作者在修辞上要雕琢词句，讲究结构，做到尽善尽美，而且不忽略保留一点传统形式。认为作者不能依靠一个人的“天才”或“灵感”，而要艰苦努力，不断实践和反复修改；主张作家要“勇于写作”而“怯于发表”。这种区别用传统的说法更易于理解。正如李白的顿悟与杜甫的熟读深思下苦功夫是两种不同的方法，总之，沈非常反对浪漫派。这并不是说他在反对旧的文化传统方面有所放松，这一点在他作品中很快就显示出来。他所谓的“实践”是指在文学形式上要不断作出新的实践，而不是照抄过去老套。出版会碰到困难，这一点他在出版《看虹录》时就有深切体会。紒紡矠
沈从文的确是从现实主义者、有时也是从重视内容要符合一定形式的立场来批判毫无节制的浪漫主义。他写过一篇分析性评论创作过程的论文，可以概括他的同道的现实主义简练笔法。他提出，跟形式比起来，内容同样重要，作家要用心搜集素材，充实作品内容，采取一种你喜欢的文学形式，把周围的一切写出来。他告诉一位南洋读者说，“你好好地去理解南洋的社会组织，丧庆仪式，人民观念与信仰，上层与下层的一切，懂得多而且透彻，就这种特殊风光作背景，再注入适当的想像，自然写得出很动人的故事。”（《废邮存底》）紒紣矠沈从文的小说越来越走向唯理智论和泛神论，在构想上就没有什么美学色彩。他之所以强调文学形式，是认为缺乏技巧是会使当时一切中国文学发展都趋于停滞的原因。
这种看法，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当时却被人争论不休。20年代的沈从文，一位愤怒青年不是反对过在形式上追求精雕细琢吗？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一篇文章中警告青年作家，写作不能只求感情排泄，倾吐对社会的不满，要节制自己的牢骚。紒紤矠这也是沈在文学创作上的主要毛病，他也要尽力克服。这种转变使得他终于成为一个作家，给许多在形式问题上需要他指点的人以切合时宜的忠告。可是，他看重文学形式的主张虽然是认真的、严肃的，但他青年时代缺乏形式构造的作品却更有生命力。跟在小说方面一样，他在散文方面也不长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何况他想发表的意见在当时不为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
沈从文在强调艺术技巧，要求在生活和道德上都跟艺术一样来一番革新之后，接着就主张作家要用心思考，负起责任，保持自己的尊严。他这种主张可算是中庸主义，有意跟一切作家协会脱离关系，不管它是左翼、右翼，或中间性组织，使作家能够不受干扰地从事创造性想像。典型例子是他对待左翼作家提出采用大众语的倡议采取的态度。沈认为许多现代白话文学作品的确写得生硬、不自然，显得欧化，但他认为这只怪写得不好，并非语言本身的毛病。“五四”提倡的白话文本来是城市市民阶级的语言，但并不妨碍像他那样的乡下娃娃用作写小说的工具。他还认为通过翻译引进来的国际资产阶级作品的语言，也算不得威胁。沈以为真正解决办法是有更多更好的翻译作品。他希望把群众提高到国际上的优秀标准，虽然他承认中国“全人口有一半类乎灾民，无业无食”（《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时间会把坏的作品清除出来。为什么喜欢纯粹白话的人不写出点小说来作为范例，却在一边吹毛求疵，开空头支票呢？紒紥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