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想法都尖锐地影响他的创作。他并不是不了解新兴的文学倾向，他完全能体验到处于左翼和右翼倡导的文学主流之外的味道。他自己非常自负，而包括革命作家在内的文坛都排斥他，他们的地位、教育条件都比他好。这帮人的举动似乎已经使沈从文以为，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沈在借用鲁迅的话为自己“落伍”感到抱歉的时候，这种说法当然含着讽刺意昧。如果我们再深挖一步，可以发现沈从文真在害怕他已进入中年。其实1936年他在说这话时刚满33岁，从中国标准来看，他还是个小伙子。⑤
也许真是世事催人老吧。1931年胡也频遇难那年他才28岁；丁玲被绑架并传说被害时，他30岁；他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时31岁；抗日战争爆发时他34岁；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时他只有39岁。不过这段时间是一个非常时期，沈从文跟他同时代人一样，感到时光在飞速消逝。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国的年轻叛逆者了。新一代人要想把“五四运动”时期文化革命精神传给更下一代人的梦想仍然存在。“五四运动”的一种梦想是不仅把文学看作教育的助手，而是它的先锋，甚至可以文学来代替教育。⑥
感到自己作品已经过时使沈从文受到很大震动，因为他想到他已进入“中年”——特别是在跟女性关系上。沈从文在作品中爱写男女恋爱题材，虽然他结婚比较晚（30岁了），而且是在经过一段漫长的、差点没有成功的追求之后才成功的。他在《燥》（1931）和《贤贤》（1932）两篇文章中写过自己求爱历程中窘迫难堪的情景。1933年9月9日沈结了婚后，他心中存着的那点梦魇必然已经消失，甚至沾沾自喜，曾经劝他的同事赶快结婚、或者找个女友，好解除心中烦恼。那个把他甩掉的女子是沈的学生，比他小八岁。如果《主妇》（1939）带有自传成分的话，沈和张兆和的结合并没有使沈感到年轻。小说中说话人为犹豫不决和壮志落空感到困扰，原因是妻子不够成熟。妻子对丈夫专心写作和嗜好鉴赏工艺品有些抱怨。显然沈对自己那种安静舒适的中产阶级“中年人”生活方式感到有些内疚。特别对自己专心致志收藏艺术品、古代瓷器、丝织品、纸和漆器更为敏感。⑦
沈从文在30年代更饱尝了亲友丧亡的悲戚。父母相继去世，朋友如徐志摩1931年死于飞机失事。胡也频和丁玲在1930年也和沈分手，奔向革命前程。沈从文从他们参加革命工作起，就为他们的生命担心，也为自己的生命担心，他们被当局逮捕或杀害必然使沈这位幸存者感到内疚。特别让沈从文觉得沮丧的是：亲眼看到他几年前爱过的丁玲不仅被捕，而且她拥抱着曾把她出卖的那个冯达。
虽然如此，沈从文作品产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他老了，把自己的东西写完了，而是他已经担负起了一个成熟作家的责任。他是一位忠诚的编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修改年轻作家送来的稿子，同时修改自己的作品，发表在许多文艺刊物上。⑧他在大学教写作课和中国文学课，要为学生编写讲稿，开拓自己的文章风格和题材内容，还继续钻研中国古典文学。他对艺术品的兴趣也在重新恢复。长期以来他就对中国历史和工艺美术具有浓厚兴趣。在30年代中期，沈从文就写文章要中国重视艺术教育，让学生扩大艺术定义的范围，使公众从工艺品、建筑，以及整个视觉世界中去认识美——从而了解中国艺术的遗产。40年代末期沈又写文章谈书法，艺术史和博物馆的保管工作。⑨工艺品使他又重温中国古代史，从中得到记叙文章的写法。
沈从文少写小说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有了新的探索，或再探索，尝试写新的散文品种。早在1930年至1931年间，他就在以惊人速度写短篇小说的同时，又写文学批评、评论、书信、少量的诗。他担任文艺刊物主编后，要对各种文学争论写出应景文章。他的文学评论作品当然并不起眼。但《记胡也频》（1931）、《从文自传》和《记丁玲女士》（二卷，1933）都能和沈的经过压缩的长篇小说《长河》的叙事艺术媲美。《湘行散记》（1933～1934）是中国新型报告文学的先驱，虽然它的书名（暗示内容并非正经大事）使人想起中国的古代记叙文学。
在沈从文自己眼里，小说仍然可算他的主要成就，因为1936年底他曾略带夸张地分析说，他已经沉默了两年。他说的沉默是指像鲁迅那样，因为转向杂文而没有创作，这是令人失望的。然而，沈从文在1936年11月1日就声明，他之所以沉默是由于另有某种癖好，而并非放弃写作。⑩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我们不算从40年代他写作的数量来衡量（不算国民党检查的因素在内），也不从质量上来衡量，就应该注意到他在创作技术上开始有了新的探索，直到后来被迫停止探索为止。
沈从文这段“中年”小恙中得到的收获有几条。他的小说开始写生长、成熟与死亡的题材。他的小说情节在探索生命与爱情的意义；作品中许多人物都在大声评说：探索上帝和人的本性；探索语词与行动的相对意义；探索生活艺术与人类精神的关系；探索社会义务、颓废堕落与自杀的根源。这些问题大都是中年教授、欧化的城市自由职业者，以及其他非商业资产阶级分子所常常提出的。沈从文刻画人物的范围，也随着他自己成为城市知识分子从而交游圈子不断更新而得到扩充。过去沈从文的小说里不多写资产阶级人物，偶尔写时也多用讥讽口气。现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了新的城市人物，他们有闲功夫谈论，用最抽象、博学的词句来思考人生的意义。政治评论家不禁要问，这不是美化“资产阶级”问题吗？在这个意识形态问题上，对沈从文的成熟作品有各种评说。然而沈从文仍然在用文学作为启迪、“救治”他的中产阶级读者的工具，他也没有忘记对资产阶级生活和思想习惯加以轻微讽刺。吴宓就担心沈有一篇小说是在讽刺他本人。紒紜矠其实沈还有许多暴露性小说，如《主妇》是在解剖自己及他家里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