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30年代是沈从文发展顺利的年代。他在青岛、北京的创作力高峰时期（1931～1934年），写出了构思新颖、风格感人的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至今还受到文艺评论家、编篡家和作者自己的高度重视。而且沈还在不断克服一个个挫折，例如，他做教授感到很不轻松。他讲课有如闲谈，大都漫不经心，讲来平淡无奇，声音低得有如耳语。也许他是故意不亮出自己的思想，好让他的学生在儒家语录式的片言只字中去推断老师讲课的重点。但他在坐下来改学生作文卷子时，仍然热心地研究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沈很害羞，他在吴淞中国公学第一次教课时，每每咕噜咕噜地讲了几句就退下来，一堂课就此了结。教书显然使他更加感到知识的欠缺。①
但就在30年代，沈从文对他的主要职业即文学创作，热情也开始减退。他不但跟编辑、出版家疏远，同很多中国作家、读者也疏远了，虽然他的作品当时还很叫座。在抗日时代，他不大跟得上时代精神的节拍——他在沉思求索之后写了许多狂放不羁的散文，跟他的上帝却越来越靠近。他的作品少了，更少写小说。不过，沈从文对自己作品的不满倒给他的创作带来新的深度。此时，他可以用更多样化的语言，以及对人、对意识和宇宙的更加错综复杂的观点，分析城市的异化现象了。
沈从文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之间的相互疏远是双向进行的。沈从文对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作家也深恶痛绝，指斥他们是法西斯分子，然而左翼作家却指责沈从文怯懦胆小，容忍那帮朦胧暖昧的为艺术而艺术作家的资产阶级倾向。②还说他已从社会“现实生活”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去。沈从文在30年代后期不大写评论文章，也没有出版什么新的集子，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政治已经控制了文学。他已经预感到使后来作家都遭到禁锢的那种双重束缚：即你写了什么挨批评；一点不写、也要挨批评。然而，沈始终没有停止活动。他当教授，写评论，鼓励青年作家。他不但没有退缩，而是在治学、在创作方面都更加丰姿多样了。最近的文学考证发现，这段时期他提出的见解，远比一般人想像的要多得多。他的目标非常正确，虽然很难于实现：即重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来推动文艺创作，清除市场、政治干涉文艺的影响。
沈从文把20年代的新文化时期理解为一切作家团结协作的年代。其实这只是一种怀旧之情。沈从文还同意他那些思想激进的同行的见解，认为20年代文学革命的最低目标已经实现，现在是向新阶段迈进的时候了。沈说，要让文学继续用它的新调子推动社会前进，但应该向更深刻、更具有永久性的目标前进，通过作品来表达对人，以及人在世界上的最终目标的深入理解。沈和他的论战对手同样具有这种有争议的立场观点，但用历史科学武装起来的大多数作家，都已预见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认为他们已经看到未来的方向。而文学的使命就是反映和加速这种不可避免的方向；理想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他们认为沈从文成了一个守旧的古板老人，而不是梦想家，正像梁启超和他从事组织“少年中国”的同代人一样，只能成为改良派，被革命时代抛在后面。
沈从文始终是改良派，但他信奉的社会科学是，对人和人的最终目的有新的理解。这些理论是他读书的大杂烩，现在有些早已被人忘却了。除了弗洛伊德外，这些理论还来自美国（很多是杜威的学生或朋友）或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惟独没有俄国。这些思想家都是典型的抽象思想家，想把心理学、文学、宗教、认识论和象征主义、社会人类学、政治理论与人类学等等全都融会贯通，联成一气。要追踪沈从文学问的来源，可以举出J.H.鲁宾逊（美国历史学家，为顾颉刚所重视并介绍过来，也研究心理学和原始人类的思想）、T.J.R.安格乐和J.克伦（在美国最早宣传心理学的学者）、J.G弗里契（美国意象派诗人、评论家）、E.菲尔格林（杜威一派的政治历史学理论家）和龚古尔兄弟、福楼拜、狄更斯、卡莱尔、歌德和尼采——这些人的作品，沈都只读了译文。当沈从文对自己的思想逐渐有了信心后，他就开始把这些新思想用于写小说。他的思想不能算唯物主义，但他一直向更神秘的存在——下意识，以及下意识后面的神明探索。这也使他跟弗洛伊德一样，从一方面向宗教探索。③
沈从文的真正变化是在当时环境下，他的形象的转变。在２０世纪的上海，他自称为“小兵”，被别人称为中国的“大仲马”，现在这些名声已经成为过去。20年代在和初露头角的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合编文艺刊物直接向文艺界挑战时，他的确写过尖锐的讽刺文章，描写过清乡、妓女、穷人这一类下层人物。在写了《我的教育》和《从文自传》之后，沈成了现代中国著名靠自学成才的作家。沈和丁玲都有许多作品与高尔基作品同名（如沈和丁玲都写过《母亲》、沈的《我的教育》与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非常类似），④但不同的是，当胡也频和丁玲在走高尔基创作道路用完全乐观的态度为社会主义英勇创作时，沈在30年代却继续走温和的讽刺现实主义道路，擅长细微的感情刻画，这是他和高尔基都佩服契诃夫的地方。沈也赞同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批评，只是不同意他们的思想。他对国民党政府写的文章都持否定态度，1945年以后他还警告过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战，虽然他穿老学者穿的长衫，但头发留得很长，像个不安分守己的大学生。尽管如此，中国左翼作家仍然认为沈从文教授的血管已硬化，耳聋听不到无产阶级的呼声。沈从文的确对左翼革命纲领害怕，他认为这些纲领过于暴烈。他怀疑政治力量能否产生革命的文艺，他怀疑、甚至害怕政治力量会压倒文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