紒紟矠见《信号》月刊１９３３年４月十二卷第九期５４７页上沙纳汉牧师的《高村传道记》，哈特曼牧师也曾从永绥报告说，苗民都自称“乡下人”，避免被人看作苗民，因为汉人当时不管苗民汉化到何种地步，都称之为苗，见卡塞尔曼《从六到六十再到六》９２页。
紒紡矠《从文自传》２４页上说，“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掷决定生死”这里的乡下人似乎就是指苗民。在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０日沈和我的谈话中，也是用这种说法。
紒紣矠《我的小学教育》（《文集》第二卷２２页）估计凤凰城里住的人有一半是苗民。沈说苗民和汉人是混合居住，虽然多数苗民还住在城外。但贝克的《湘西传教忆往录》却说，在湘西的永绥，汉人和大多同化了的苗民，还是分开地区聚居的。
虽然１９世纪湘黔边区苗民相当平静，但小规模的闹事还时有发生，主要是抗议横征暴敛和施政不公。《湖南省志》第一卷的１５～１６、６１、６４、６５、９４～９５、１１２页上就记载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年、１８６６年和１８８０年都有苗民骚乱，而１８８０年的一次就发生在凤凰厅。
紒紤矠在《我的小学教育》（《文集》第二卷２２页）里，沈从文为埃伯哈德《中国少数民族的昨天和今天》的说法提供了佐证，即中国地方文化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从地区各民族承继下来不同的特色。关于汉族间的反向同化，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９３页，和盛襄子《湖南苗瑶问题考述》１４页。沈从文提到的茶峒，即小说《边城》背景所在地，就有这样的人。戍屯军人特别喜欢和当地人通婚，为土著居民所同化。邻近的贵州地区，就有这种“老汉人”。见米凯伊《贵州的贝壳苗》６页，也见德博克莱尔《东南亚部族文化》１７７页。
紒紥矠关于苗民在逆境中能生存下来感到怡然自得的说法，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３５页（寨子篇），５４～９２页（经济篇），２０２～２３９、３６２～４１５页（娱乐、歌唱篇）。又见德博莱尔《东南亚部族文化》１１５页。这些报告都称道苗民在困难环境中自得其乐的情景。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２８２～２８３页也有这种说法。
紒紦矠见胡贵生《苗民泪》２、１０页。
紓紛矠见李霞一《湖南的西北角》８、６３页；也见石宏规《湘西苗区考察纪要》１１页；又见胡贵生《苗民泪》２３页。
紓紜矠斯肯纳在《中华帝国城》里论说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独特地形及其不足之处。
紓紝矠镇镇守使改称湘西军政长官，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７～１２页；也见华德《中华帝国军队》３８３～３８４页；又见盛襄子《最近湖南的苗民开化运动》５６页。
紓紞矠湘西屯田军由苗族官佐统领，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１２～１７页；也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１０８～１２６页。屯田军是绿营军废除后另组的屯垦部队，见《从文自传》３页。凤凰城当兵的住家大门边都钉了一小牌，说明本人在屯田军中的官阶。因兵役不同，木牌种类也完全不同。民国时代还有这个制度。见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６日沈和我的谈话。
紓紟矠跟我们西方习俗不一样，中国老式家庭中一般孩子不可知道母亲的名字。这不是看不起母亲，而是因为中国宗法社会向来重视男儿，把妇女看成无足轻重的家庭成员（见《母亲》、《我的二哥》）。孩子从来听不到父亲叫他母亲的名字。沈从文的小说《山鬼》中有个“毛弟的娘”，按当地习俗，沈宗嗣也只能叫他妻子“××的妈”，这××便是他钟爱儿子的名字。见１９８５年３月９日沈寄我的信，信中提出他母亲名叫黄素英。我猜这名字可能是从黄永玉家谱中查到的。
沈过去说，他生于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２９日。凌宇访问他时，沈说明是农历１１月２９日，即西历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２８日；据傅汉恩夫人张充和告诉我中西历换算方法，光绪２８年１２月１９日（即１９０３年１月１７日）应由１１月２９日换成１２月１９日。
沈在写自传时并没有写明他出生日期，谈起何年何月来更是含糊其词，正像“乡下人”对年月向来漫不经心那样。沈从军年月更是难以稽考。《从文自传》４７页上说，他去辰州（即沅陵参军）那年他“只是１４岁稍多点的一个孩子”。然而他到底哪年去的辰州，是１９１７还是１９１８，他都不可能那么年轻。他在１９３２年写《从文自传》时，可能以为他是１９０３或１９０４年出生，不过后来他对此就清醒了许多。沈对他表弟黄村生写的《沈从文的兄与弟》认为内容非常精确，只不过说沈不知道何以他的笔名叫甲辰，这说明沈生于１９０４年。沈说，他认为他写自传时是指的农历。见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７日沈和我的谈话。
关于沈父亲的名字，在家庭中的地位，见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０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从文自传》４～５页；又据黄村生的《沈从文的兄与弟》，沈在沈家五个长到成年的儿子中排列第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