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在1957年，费孝通能写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的文章。他在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仍能在他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但却很难再读到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文章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
在《观察》时期，钱钟书一共给《观察》写过5篇文章，其中还包括他给储安平的一封信。这4篇文章的题目是：《说“回家”》、《补评英文新字词典》、《游历者的眼睛》和《杂言———关于著作的》。
从题目上可以看出这些文章远离政治随笔。储安平早就认为：“钱钟书先生，若把各种条件总加起来，他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允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别具一格。”①
钱钟书在《观察》上只写了几篇简短学术随笔，他对政治的态度和他对政治特有的回避方式，常使人想到《围城》。抗战结束以后，有多少作家在为国家和民族命运忧虑重重，而钱钟书却能够在他的书中把这一切都消解在永恒的日常人生主题中。当有人问到钱钟书：在抗战末期，钱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同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时，钱钟书连忙说：“我不如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是一个比较retired person（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②
在《观察》撰稿人中，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钱钟书对政治有自己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干校六记·小引》中，他写道：“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于心”。③钱钟书对于灾难的评价依然如此平静，这符合他的一贯性格。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非常令人尊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