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储安平的论述中，对于“《观察》撰稿人”可以作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批自觉自愿结合在一起的人，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在精神和道义上这批人有相同的一面。第二，这批人能够自觉地聚集在一个普通刊物周围，说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在“五四”运动之后，依然没有绝迹，他们并没有因为多年频繁的战乱和各种波折放弃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第三，《观察》办刊宗旨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用储安平的话说：“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是要对国是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实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①
今天虽然见不到《观察》筹备期间，储安平寄给撰稿人的“缘起”，但从《观察》所明确宣扬的办刊宗旨和后来所努力实行的一切，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支持名气并不很大的储安平的，这种支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觉联合。
“《观察》撰稿人”对政治都是关心的，但他们愿以知识分子超然的态度来关心政治，并不愿意卷进具体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并不能理解成是他们的幼稚和不切实际，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区分标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传播自由思想，并不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并不因为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难以理解，而在于这种思想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显得不合时宜。
林毓生、格里德都曾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行过详细考察，但他们较多注意考察信奉自由主义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而较少注意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况。他们过分注意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能否生长和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过长时间自由生长的机会，这种思想一直没有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中消失，而且成为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来源。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