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考查他们对于学潮的看法，是了解整个大学教授精神状态的一个主要标志。从《观察》时期看大学教授对学潮的看法，会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有这样的评价：他们不仅同情和理解学生，而且敢于公开表达对政府镇压学潮的不满情绪。他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先在校园内劝阻学生，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其次他们以宣言、文章等形式奉劝政府理解学生的行为，改善自己的统治。在学潮势不可挡的时候，他们中的有些勇敢者甚至要参与到学生的游行行列中。
教授在学潮中没有什么恐惧感，整个精神是正常的，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对学生的态度上，他们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讲的都是真心话和心里话。他们对国家的前途抱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他们有说话的权利。当时有民间报刊这一主要言论渠道，教授对时政的看法都能及时传达出去。当时大学之间对于教授的评聘有较为严格的学术标准，这使获得教授资格的人比较具有充足的自信，能够呼吁公正，主持正义。在历次的学潮中大学教授经常站在学生面前演讲。
《观察》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这种情绪之下，众料在第二天的纪念会人数一定更多，因为在这庄严的纪念会中有北大许德珩、袁翰青、樊弘，燕京张东荪，清华张奚若、吴晗教授的演讲，讲的又都是大家所苦闷的问题，大家正好从这里找到一个方向。”①
当时的大学教授中有中间偏左的，有中间偏右的，甚至也有共产党员。在清华一次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学校教授的言论很能看出他们的性格：
陈寅恪教授说：“罢课既经决定，即须遵守，一致行动。”
张岱年教授说：“今天内战的性质，是买办阶级反人民残暴的战争……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该做抗议的表示……”
陈福田教授说：“我对目前物价飞涨所感受的威胁，完全和你们一样。这基本的原因是内战。对你们的行动，我很同情。”②
针对当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委吴铸人对学潮的一次讲话，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大学90位教授联合发出抗议，这90名教授中几乎包括了当时大部分知名教授。他们认为：③
学潮发生固属不幸，但接连地伤害学生，包围学校捣毁校舍等暴行，当局实不能辞刺激学潮之责。手无寸铁的善良纯洁青年对于这样假借暴行来挑畔的手段，表示愤慨与抗议，我们只有衷心同情。为了维护学府尊严与争取安全保障，我们也会忍痛罢教，唤起全国人士的注意，借以制止层出不穷的迫害与惨案，挽回迭受摧残的教育生机。目下学潮正在渐起平息中，而党部主持人竟又加以刺激，极尽挑拨、诬蔑、威胁之能事，用心何在，令人诧异。
无论吴铸人氏所告的三位教授是指何人，我们要质询他：“所谓受奸匪利用究竟有何证据？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了？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学人对于现状的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与愤慨。假令政府容许在这文化的古城再演一幕同样的惨剧，祗足以表现其颟顸与残暴而已。
当时《观察》经常发表这样的意见。如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张培刚、曾炳均、邓启东、韩得培、萧文烁等6位教授的《我们对学潮的意见》。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