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它指出首先是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在一般的学校中，不断地闹派系之争，但西南联大是很少有派系之争的。这并不是说西南联大没有派系。在联大，正如在任何学校一样，教授们因政治、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种种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派系都不在学校行政上有什么争夺。因为联大的教授大都是学有专才，他们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没有空闲去管学校行政，因此就更不会有什么派别之争了。当然，凡是学校行政上发生了什么错误的措施，总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评，务必做到错误被纠正过来。由于他们的学问，由于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他们总是合作去为学术而努力的。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谐。他们所以能在一起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容忍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大家常称联大是“民主堡垒”或“自由堡垒”，容忍主义或宽容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因为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重少数，那就只有党争和暴政而不会有民主与自由的。北大、清华、和南开都以宽容精神见称。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这种宽容精神才能够“教授治校”。例如清华，重要的问题是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则有过半数的评议员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学校，才能三校联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党各派，兼收并蓄。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然不能完全指出谁是哪一党哪一派，但至少可以说在联大之下，有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立派、国民党、三青团、和国家主义等党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堡垒”，真正的“自由堡垒”。这才可以使许多人在一起而没有纠纷。
三校校长分工合作。联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长的功绩也不少。这三位校长是采分工合作的办法。南开张伯苓校长总是在重庆代表学校向陪都交涉。北大蒋梦麟校长则负责所有对外的事宜。清华梅贻琦校长则负责校内事务。他们三位的感情是十分好的，这就替学校散播了和谐的空气。在整整九年的合作中，这三个北方的最高学府在西南角上替战时中国造就了不少的人才。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