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新路》周刊的同时，他们又商定筹设一个机构叫“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其性质类似英国的费边社。1948年2月1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简称“社经会”）在北平正式成立，会员50多人，绝大部分是文化人，只个别的人是资本家。成立会上选出理事11人：王崇植、吴景超、周炳琳、孙越崎、陶孟和、楼邦彦、刘大中、潘光旦、钱昌照、钱端升和萧乾。监事三人：邵力子、吴蕴初和童冠贤。社经会的惟一活动是出版《新路》周刊。社经会和办刊物的经费是钱昌照筹的，资委会出了些钱，宋子文也出了些钱，但宋并不知道办刊物的事。《新路》的班子是：周炳琳总负责，经济编辑是刘大中，政治编辑是钱端升和楼邦彦，文艺编辑是萧乾。刊物专辟一栏，赞成和反对马列宁主义的文章同时发表。《新路》1948年5月15日在北平开始出版，它一面骂蒋介石和国民党，一面对共产主义抱怀疑态度，因此受到左右两方面的攻击。香港方面的保守和进步舆论都对它不满。而蒋介石则横施压力，先是严重警告，12月30日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又勒令其停刊。
钱昌照曾说“1949年我来到北平，周恩来对我提起这件事。他说：那时《新路》这个刊物的论调冲淡了共产党的宣传，所以要组织力量去批判。如果是早三年办这个刊物，应该算是进步的，到现在办也还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办不适宜。”
《胡适的日记》1948年1月24日记载：“吴景超来谈。他说，钱昌照拿出钱来，请他们办一个刊物。要吴半思主编，景超任社会，刘大中任经济，钱端升任政治，萧乾任文艺。”②
钱昌照这样回忆：“我在辞职后出国前的一个阶段里，在北平创办了一份走中间路线的刊物《新路》，由周炳琳、吴景超等执笔。因社论中多次抨击蒋介石独裁误国，一度被社会局勒令停刊，复刊后的社论指责蒋介石更为严厉。后该刊终于在各方压力下宣布停刊。办了这个刊物，进步人士乃至共产党人指责它阻挠革命，而国民党方面认为是反‘革命’言论。蒋介石得知是我办的，更是怒不可遏。他对陈布雷说：‘钱昌照是叛徒！’陈布雷找了我秘谈，劝我早点出国。”
《观察》将要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新路》才创刊。参与《新路》的几个主要人物，除刘大中去了台湾以外，留下的吴景超、钱端升、萧乾全都成了右派。《新路》在1948年的出现，足以证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和热情，也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把国家引上民主宪政之路的良好愿望，当时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已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不过这种思想的过分早熟使得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孤独的政治势力，中国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使多数人视眼前的生计为第一利益，而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凡是最终成功者都是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现为基本目的的。
储安平本人没有给《新路》写过文章，但《观察》对于《新路》的创办是有反映的，在《观察》第4卷第4期上曾有一封读者来信，对《新路》的创刊给予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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