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
《观察》在1947～1948年所开展的关于“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的讨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讨论虽然是在《观察》没有任何号召，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断断续续发表的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的文章，确也造成了一定声势。这次讨论，是在国共冲突日趋激烈的时刻，一群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客观公正的良知发出的最后呼吁。这次和几乎同时发生的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及关于“内战”的讨论，都充分显示了40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深远的历史眼光。
由于这几次讨论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或者即使偶有提及，多数也对这些讨论做了否定性的评价。①
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有的人称为“自由思想分子”，“自由主义分子”和“自由分子”等等。《观察》对此一直比较留意。在创刊不久的第7期上，就发表过萧公权的论文《说民主》。萧公权阐释民主概念时，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进行了考察。②随后不久发表的邹文海的《民主政治与自由》一文，也对自由主义的含义和真谛进行了分析，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各有各的侧重。③
如果仔细追溯在《观察》上展开这场讨论的源头，可以找到储安平在1947年第2卷第2期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承担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文章发表后，当时远在美国的陈衡哲给储安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衡哲详细谈了他自己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理解和评价。
陈衡哲认为，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对于当时许多人希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组党来参予国家事务的呼声，陈衡哲很不以为然。她认为，问题在于政党既然必须借重权力方能发挥力量，那么自由知识分子组党，则也必须借重权力，用利害来维系它，而这种做法与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她觉得，政党这条路是不易走通的，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因此自由思想分子的力量也不能以组织政党来发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