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观察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人民对土皇帝的受不了实基于全国性的皇帝”。他认为，后世儒家无不采道家其主要之点就在于想用种种方法和希望在甲橛下仍保留乙橛，不使甲橛完全把乙橛吞没了。由此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护乙橛。从这样的观点看，他始终认为儒家在历史上可以说尽了他的使命，他们总是想在甲橛吞并乙橛的压迫过程中设法抵抗。他说：“中国古人（先儒）没有人主张把皇帝废除，这决不证明他们是为皇帝张目。因此，我对于儒家的看法和现在时流论客很不相同。我以为儒家在历史上说得好些是功多于罪，说得坏些亦只是功罪参半，而断不可认为完全是罪人。”接着，张东荪以甲橛和乙橛的观点，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他认为西方多是“民族国家”而中国则是“天下式国家”。民族国家把甲乙橛打成一片，成为一个一元的。而凡民族国家所有的制度和办法搬到天下式国家来，除了助长政府的权力，使其对人民更加高压和榨取以外，没有别的，而毛病就出在中国文化上。
在梁张的文章之后，经济学家樊弘在《观察》第3卷14期上发表了《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一文。
樊弘认为，梁张两人提倡的是通儒政治，而这是行不通的。他从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经济特征之后指出：“为什么民主政治在中国屡试而败呢？就是因为中国永远停滞在农业的阶段，无论任何的阶级都不敢在维持土地生产力一点上，有舍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国的工业发展到今天，始终没有造成一个可与地主阶级对抗的资本家阶级。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不为旧社会所谒诚拥护。”他认为，中国的民主问题要看将来中国的工业是否走资本主义的老道，如果是，中国自然需要民主，如果不是，也不就是完全不需要民主，而是不需要具资本家阶级领导的民主了。他预言，“中国今后还有一个劳动万能的时代。今后中国的建设需要由中国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同时中国的民主政治亦需要这个伟大的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
与樊弘文章同时，梁漱溟又写了《略论中国政治问题———答张、费二先生》，对于张东荪的文章和费孝通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再论双轨政治》一文进行了答辩，梁漱溟认为张费二先生在许多方面误解了他的意思，然后又逐条阐释了自己对政治的看法。①
樊弘文章发表之后，张东荪又写了《敬答樊弘先生》一文。首先声明自己从来没有主张过通儒主政之说。然后指出他与樊弘看问题的态度不同。他认为，一种政治理想由于人们或一部分人有此需要而使其得以实现，是一件事，而这个政治理想本身是否合乎人类幸福，又是一件事；这样在思想就形成了两种情况，一种重现实，一种重理想。注重现实的以为一切都是由现实推演而成，高谈理想的以为必如此如此为算为好，其弊在于绝尘而奔。但注重现实也难于说清为什么会有进化。张东荪认为两者都趋于极端，都有毛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