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梁漱溟详细回顾了近五六十年来中国政治改造运动的历史，认为宪政在中国的失败根源在于太被动而缺乏自觉。梁漱溟不仅认为欧美宪政在中国行不通，就是苏联的党治在中国也不行，他始终认为新的政治制度建立，还是要依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来完成。
梁漱溟的文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国民党选举闹剧的愤慨，但整篇文章则在于从学理上讲述宪政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之原因，他的理解是既然不能实行，则不必强行。
梁漱溟对自己的理论抱有绝对的自信，他说：“廿年来，我对于中国问题解决，是有一整套主张的，并不止政治制度一项。”梁漱溟是一个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对西方文化有了解，但对中国文化更自信，特别是他搞过乡村运动，对基层的社会生活更有深刻的体察，另外，他是一个试图把自己的理论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分子，读他的论著，总给人一种感觉，他在寻求知音，寻求能够实施自己理论的政治操作者，这也是为什么梁漱溟曾经一度处在政治旋涡中心的缘故。在他不能兼济天下的时候，他便退出政治中心，著书立说，独善其身了。梁漱溟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具备传统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美德，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人称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儒生，曾有人指出，梁在政治上很幼稚，这也体现了梁漱溟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色。①
梁漱溟一生曾有异常活跃的时候，但在这篇文章中却透出了自己内心的孤独，他说：“我怀此见解主张，既二十年，虽曾埋头工作于乡村，顾未得高明之士，唱和于学术界。自愧不学，尤苦无友，怅前途之艰难，不知何以负荷。”梁漱溟的这篇长文是以引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一书中的一段话为结束的，他认为张东荪有些意见与他颇为相近，很快张东荪即在《观察》第7期上发表了《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一文，阐述自己的观点。
张东荪的文章不是与梁文商榷，而是由梁文引发出自己的观点，在宪政问题上他基本同意梁的观点，但这种同意是态度上的相同，而在解释上却有不同的地方。
张东荪认为，宪政在中国难以实行固然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存在一种“特殊的势力”，这种“特殊势力”常常利用选举来谋私利，而这“特殊势力”的产生又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
张东荪在文章中提出了他“甲橛”和“乙橛”的观点。他说：“最近《大公报》专栏上有费孝通者一篇《行政基层的僵化》的文章，其中有一点颇得我心。他认为中国政治轨道有两个，一是自上而下的；另一是自下而上的。虽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用语容易导人于误解，但事实上，确有这样两橛的分别。所以我特别避用这些容易误会的名词，而只把上一橛名为甲橛，把下一橛名为乙橛。甲橛是皇帝的政权与官僚的政治。乙橛是乡民为了地方公益而自己实行的互助。这种互助并不是完全政治性的，乃同时包含宗教、家族、慈善等方面，其中尤以社会方面为多。”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