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中国出路”问题
1947年下半年,在《观察》周刊上,曾进行过一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直接和间接卷入这场论战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很多,其中以梁漱溟、张东荪和樊弘为主,另外,费孝通、谷春帆和郭叔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场讨论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迹,但以往多数中国现代史都对这场论战作了否定性的评价。
对于《观察》时期所开展的这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争论,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在国家面临分裂、内战连绵不断的情况下,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热情,以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坦诚的讲述自己对国家前途的看法,虽然后来很快发生的历史剧变没有能按照他们所想的那样进行,但这不能成为他们的历史错误。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学识,独立思考,坦陈己见,时时处处体现着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在评价这场争论时,不能把它作为政治活动看待,因为这场讨论是自发的,每一个参与争论的知识分子只有自己的学术背景,而无党派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把这场争论看作是一场自由的学术论争。这场争论是由梁漱溟一篇文章引起的。
1949年9月,梁漱溟在《观察》第3卷第4、5期连续发表了《预告选灾,追论宪政》的长篇文章。
梁漱溟的文章首先触及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即宪政。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久存于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一块心病,从当时历史情况看,知识分子没有人不认为宪政是好东西,但好东西是一回事,好东西能不能在中国生根则又是一回事。从理论上讲梁漱溟也认为宪政是好,但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个问题已经困挠了中国知识分子很长时间。
一般说来,凡留学欧美,详细研究过欧美宪政理论的人倾向于宪政可行,而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又对中国乡村政治结构有较深了解的知识分子,对宪政的实行多持怀疑态度。概括地说,倾向于宪政可行的知识分子多从长远的文化发展着眼,而不计较宪政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令人不安的行为;反对实施宪政的知识分子,一般比较注重当时的现实,过分看重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主张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是理想主义者,而反对者,多为现实主义者。从长远的文明发展进程看,理想主义者是值得敬重的,从当时的具体国情看,反对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又应得到理解。
梁漱溟的文章一发表,很快引起争论,也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宪政问题比较关心,而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梁漱溟力陈他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及《乡村理论建设》中多次阐述过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需要民主,亦需要宪政,不过民主宪政在中国都要从其固有文化中发挥,而剀切于当前事实,不能袭取外国制度。”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