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应当持这样评价：书生论政，惟负言责。以党派利益判断一正直知识分子的言论，并以这种言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对这个知识分子加以冷漠是不公正的。
其实张申府在1945年初就发出过和平的呼吁，而且是在《新华日报》上。为什么同样的声音得到的回应却截然不同呢？①在《观察》时期，与张申府声音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并非个别人，像杨人楩、董时进、钱端升、梁漱溟等都发出过类似的声音。
张申府认为，现在呼吁和平，就像抗战前呼吁民主一样，不管一时怎样受尽了误会，但在理完全对，所以他“充分相信，必有一样的成功的前程。”
张申府开始呼吁的时候，大局已经大致明了，不要说知识分子，就是一般的民众也看得分明。从当时知识界的情况看，虽然有少数不计较个人私利的知识分子仍在执著地抱着和平的希望，四处奔走，大声为和平疾呼，但对于将要到来的变化，绝非没有一点判断。这时的情形，张申府绝不会一无所知。他明白，这时呼吁和平，会“受尽了误会”，但他还是这样做了。他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着眼点的，他的思路是：“一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战或百年勘乱的道理。”
张申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敢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讲出呼吁和平的话，从个人的角度讲是不明智，因为这种声音非常明显会使打得顺手的一方反感，自己的处境可想而知。但张申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不能在国家和人民面临战乱的危机时刻一切为自己的私利考虑，这有背于他作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良心。他的呼吁和平，实际就等于把自己的未来置于度外，甚至是冒生命危险的。以张申府的性格论，他是自信的，他是北大数学系出身，对哲学有极深的研究，对于眼前的利害，不会毫无判断，但他还是把自己应讲的话讲出来了。在当时，有资格发出这样声音的著名知识分子绝非张申府一人，但多数人是沉默的，虽然这种沉默不能成为后人非议的前提，但呼吁与沉默比较，就更能显出张申府的可贵。
《呼吁和平》中说：“一般人所以还未群起呼吁和平，也许是感到和战决于有力作战的两方，而两方现在显然还无要收兵的模样；在此情况下，呼吁和平，适足于招犯嫌忌，若伤无谓，非但于事无补，更且于己有损。”看得出来，张申府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才出此言的，他完全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深思熟虑，发出自己尽管微弱，但却不能不发的声音。
《呼吁和平》一文对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剖析和批评。张申府认为，近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经犯了一个绝大的毛病，那就是：“把是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张申府认为，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所以他认定：“凡事，但令其是，就应该说，就应该做。”张申府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作法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这样的情形造成了多数知识分子既不敢左，又不敢右，畏首畏尾。
张申府对于当时的国共双方是比较了解的，他对时局的变化绝非毫无所察，他在文章中分析道：“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转移他们的战态，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那么打得不甚顺手的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其实不管谁睬谁不睬，这样说法，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而没注意到是与非。”
张申府的这些判断是出于他求真求善的社会理想，虽然很快到来的巨变有些出于张申府的意外，但这种变化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张申府当时讲的话错了，无论从公理和进步的哪一个角度看，张申府《呼吁和平》的言论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