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观察》与学潮
《观察》存在时，正是中国历史将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作为一本自由主义立场的周刊，《观察》几乎介入了一切与国家前途有关的大事，成为见证当时历史的重要刊物。
《观察》是政论性的周刊，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给予特别关注，举凡一切有关政治生活的事件，《观察》都有详细的报道。读过《观察》的人会发现，储安平对新疆问题、台湾问题表现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观察》曾出版过有关新疆问题的专号。对北塔山事件、西康民乱、台湾二二八事件都有详细报道，这可能与储安平对新疆问题的兴趣有关，也反映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情感，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统一问题的关切。①
在1946年至1948年间，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引人注意的问题是学潮。《观察》对学潮的详细报道、评论，较为集中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青年、对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评价。
40年代中期以后，学潮不断兴起。集中爆发的学潮体现了当时青年对国家的强烈不满，像历史上多数学潮的出现一样，它首先是社会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是对政府腐败的抗议。学潮的出现以自发性为其基本特征，政党利用和参与是在这个前提下发生的。1947年后的《观察》周刊，对于学潮的评价报道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从沈崇事件引发的各地学潮、反美扶日突击大游行以及全国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观察》都予以了充分、客观翔实的报道。
《观察》对于学潮的评价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充分肯定学生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自我的热情。
二、对于由学潮引发的政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它的言论是支持学生，并保护学生的热情。
三、对于介入学潮的大学教授给予极积支持，对于教授在学潮中各种表现给予详细的报道。
四、对于政府迫害学生的行为给予强烈谴责，对学生不仅给予道义上的谴责，而且呼吁政府要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误。
储安平本人对于学生的行为有理性的评价，因为他本人受过大学教育，在思想深处对于青年有一种特别的理解。《观察》在整个办刊过程中处处体现了对青年热情的支持和肯定，他们没有责备过青年，对于青年的过激行为，储安平都给予宽容和理解，他总以为青年的热情是极为可贵的，容不得有少许的伤害。他认为：“我们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样保守消沉，我们也不能希望青年人像中年人那样稳定谨慎，青年人可贵的就是那一股活力，这种活力就是国家的活力。没有活力的国家是一个死的国家，没有活力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社会。”①
对于学潮的不断出现，储安平的看法是这不能怪学生，政府理当自疚自省，尽量刷新政治，缔造一种光明而有朝气的社会风气，使一般纯洁而有理想的青年在这种有光明有朝气的大的环境下，潜移默化培养成为建国的良才。
《观察》对当时各大学学生的民主活动很注意，像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竞选，《观察》都不惜篇幅加以报道。因为在储安平看来，青年在学校内部所受的民主训练，与以后中国政治的趋向有关。他认为，历史家及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看到每一个社会现象在日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为此他希望“政府应当能创造一种新的风气，以这种新的风气来积极地激发青年的抱负，熏陶青年的操守，而不要单在消极方面以种种方法来限制青年的活动，削弱他们的活力”。②
学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中国一直没有消失过。中国现代史上引发学潮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家主权受到损害，二是现政权腐败。学潮较少有完全胜利的时候，但它在道义上总是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学潮的评价在1949年以前是这样几种态度：以大学教授为代表，他们首先是在道义上同情和支持学生，虽然他们常常劝学生安心读书，不要用这种行为和政府作对，他们本人一般很少直接介入学潮，但当学生在学潮中受到迫害时，多数教授一般能够挺身而出，出面具保，同时以签名和联合上书的方式抗议政府对学生的迫害。在学潮问题上，很少有大学教授完全站在政府一面指责学生的，这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1948年，《观察》在将要被国民党查封之前，曾发表过文学史家刘大杰的一篇文章，名为《汉代末年的学生运动》。这篇谈历史上学生运动的文章显然是针对当时现实而言的。刘大杰认为，任何一种思潮一种运动的到来，都有事实上的时代背景，都有社会政治的原因，在一个经济破产、社会腐烂，民不聊生的时代，知识青年发出不满于现状的呼声，对政治有所责难，对于现实有改革的要求，这是表示时局动荡不安的信号。对于学生运动，刘大杰是肯定其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的。他认为：“每一时代的统治阶级对于读书人都采取高压的政策，以大量的惨痛的屠杀，来消灭他们的力量，但后代读历史的人，对那些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的言行，无不加以赞叹和同情。”①刘大杰认为学潮的兴起，其深刻的根源在于政府，在于统治者一面。
储安平《大局浮动学潮如火》的专论，对于学潮的分析评价与刘大杰完全相同。他认为，凡是一个社会现象，必有这个现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补救解决，而怪学生，只会垮得更快，他对学生的评价是：“学生挺身而出，对国家是表示一种抗议，实亦为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肩负的责任，他们所以能肩负这个责任，一方面因为青年都怀有理想，都追求光明，都有一种不平则鸣的性格，一方面亦因他们幸而能有一种组织，在集体中表现其意志。”
储安平说：“每当我们目击青年学生游行示威时，无不衷心激动，热泪盈眶，这些青年不幸而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竟使他们不能安心在校读书，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声嘶力竭，奔走终日，曾不顾一己疲乏与饥饿，凭着一腔热血，以寻觅国家的光明。我们生在这样一个黑暗腐败的国家内，亦何幸尚有这一批热血青年，能责无旁贷地起来呼唤我们国家的灵魂。”②
储安平在面对学潮的时候，能从公理和道义上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在《观察》时期，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储安平尽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他称赞学生，认为今日的学生已非二十年前的学生，他们是成熟的，“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像。他们有感情并有理智，并且能使他们的感情约束于他们的理智之中”。在这篇文章之后，紧接着储安平又写了《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的专论，他以严密的逻辑和充分的证据，对学潮予以公正的评价，他认为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而非发动的，他们的行动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
从《观察》时期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看，他们对于学潮的评价基本一致。钱端升对学生的评价是：“今天的学生，比我们的学生时代进步多了。第一，现在的学生了解人民的痛苦，已与人民痛苦连一起。第二，现在的学生无领袖欲，群众化了，无个人风头，所以组织力强。第三，学生的见解进步，老实说，已走到我们的前头。”①
《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写过一篇《我看学潮》，《观察》很快就在“观察文稿”专栏中全文转载。王芸生在文章中以自己在北方的所见所闻，开宗明义地宣称，对于学潮“我同情”。②《观察》在第4卷第7期中还发表过一篇《谈今天的学运》的专文，作者回顾了从抗战开始以来发生的多次学潮，以此来比较当时学生的精神面貌。他认为，今天的学生是有理想的，同时他们的理想也经过了社会的磨炼，他们有热情，同时也经过了社会的冷压。所以“他们比昨天的学生更结实，更坚定。这其实就是说他们能够发挥理智，发挥理智表面看非常简单，不过绝对不是那些把自己关闭在象牙之塔里的书呆子办得到的。……今天的学生运动，理智占据了主要的地位”。③
赵超构发表了专论《论政府大捕学生》。他首先反驳了政府认为学潮被人利用的观点。他认为，就任何观点看，学生批评政府是好现象，学生有知识，有热情，如果还不能有政治觉悟，还能希望一般人民有政治的兴趣吗？假如多数公民都能像现在的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勇于批评，岂不是国家的幸运？对学潮的总体评价，赵超构的认识是：“历史可以作证：民国以来的学生运动，在发生的时候固然都给当时的政府以烦扰，事后看来总是功多于过。”对于政府大捕学生，赵超构呼吁：“我们诚恳地希望在处理过去以及以后的学生运动时，对于学生的政治表示有较宽大的看法，”而不要以暴躁的心理状态，对学生随意加以审判。④
在赵超构文章发表后不久，《观察》又以同样头条专论形式刊出了律师张志让的文章《评全国学生被捕事》，文章对于政府搜捕学生及为此设立的各种借口逐条进行反驳，对学生的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还有我们不应该忘却的，学生既为国家人民，自亦享有人权，受有人民自由之保障。”所以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对学生加以迫害。①
总括《观察》对学潮及学生的看法，可以看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储安平及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对学潮寄予同情，对学生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并用自己掌握的刊物，为学生进行呼吁，表达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学生受到政府迫害后，《观察》能够不畏强暴，挺身而出，这一切行为大体反映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状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