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说：“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一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至我们在客观上不知觉地好像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①文章对于自己的过去只敢承认一点，即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是做对了，其余则一概否定。这是一个被囚禁的人在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把一切理性、尊严都置之度外的选择、一种无可奈何的辩解，他的心理似乎是只要能生存下去，你让我承认什么都可以。
《观察》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以宣传党的意志、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劳苦大众为读者的刊物了。对复刊后的《观察》，无法从刊物本身看到往日《观察》作者的直接评价。只能看到来自基层的普通读者的声音。对于复刊后的《观察》，来自基层的沈淑平、吴四维对它提出了愿望。他们作为普通读者，对往日的《观察》虽有不满之感，但都客观地评价了它在过去的功绩，主要不在她的启蒙特色和文化建设方面，而在对国民党的批评。他们希望“更明确地提出为工农服务的，为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的总目的。而且我们改造和提高的过程就是明确的和工农一步一步的结合，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明确的路线，光是互相勉励一番是会掉在时代后面的”。②
复刊后的《观察》已失去往日锋芒，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敢大胆地刊载了。对于复刊后的《观察》，当时的读者也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被《观察》的编者们小心翼翼地在一则《编者简复》的回答中传达出来，信的读者署名“无名氏”，寄自天津。他痛骂《观察》“一面倒”，对于复刊后的《观察》，他“完全失望”。
对于这位“无名氏”的意见，《观察》编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他理智地全盘地考虑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抛掉自己一切的陈见，坐下冷静地来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
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50年代初的储安平和过去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也还在写文章，但风格和过去迥然不同，他本来是一个写政论的好手，但现在只能写游记了。他还成了人大代表。这个储安平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储安平了。
1956年6月28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题目是《南疆旅途见闻》。①而同时参加会议的罗隆基的发言却是《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那时罗隆基是森林工业部长，他却在发言中说：“今天我不谈森林工业有关的问题。今天我愿意就国家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了解和意见。”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