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在重庆
储安平在重庆的重要活动有两事可记，那时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1940年，政校的一批教授曾组织过一个名为“渝社”的社团，为首的是周子亚教授，他当年在政校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还有经济方面的课程。参加的人有储安平、沈昌焕、黄尧和陈纪滢。最初有一二十人，后来只有六七人了，因为是学术性的，所以他们只重倾谈，而没有大量吸收社员。储安平那时是《中央日报》的主笔，陈纪滢回忆储安平时说“曾留英，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②
中央政校当时在重庆南温泉，“渝社”的成员曾以“未来中国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当时他们对国共两面都有很清晰的评价，那时候他们这批人都在35岁以下，虽然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经验和理论，但天真的想法还是免不了的。陈纪滢多少年后回忆起他当年在重庆的生活时说：“但天真的想法，总不能与事实和发展齐驱。就是对‘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谁又料得到呢？我们只判断日本是败定了，怎么个败法谁也不知道。对于苏俄于战后将怎样对待中共与怎样对待国民政府，我们那时毋宁看它对我政府不会太坏。后来证明事前的看法与事后的距离相隔太远，而且出乎意料的事情往往很多。所以嗣后对于一些政论家的预见，也只能聊备一格，仅作参考而已。”①
这两次讨论可能储安平都参加了，他后来在办《客观》和《观察》两个周刊时，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有过许多想法，这些想法，与当年在“渝社”的争论是有联系的。储安平在重庆时曾参加过文协，那时他在《中央日报》，文协中有他过去的许多朋友，如老舍、张天翼等人。②
孙陵在《我熟悉的三十年代作家》中有一篇“记田汉”。其中说：“田汉这时正在贵阳图书馆，负责照料撤退文化人。我找到他，则好有两位记者先生在那里，一位是贵阳中央日报储君，一位是大刚报黄君，我们从不认识，他们的热情我永不敢忘记。记者先生是喜欢问名道姓的，一听是我，黄君立即掏腰包，倾其所有赠送了我。我记得是将近三千元法币的样子。储君保管着一笔云南文协汇到的款子，指定专救助桂林退出的文协会员。”③这个储君的经历很像是储安平，因为储安平和田汉也是好友，他曾在《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写过一篇《记田汉先生》的文章。储安平在重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创办了《客观》周刊。
40年代晚期，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重庆《客观》周刊，张稚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的编辑除聂绀弩外，后来都成了《观察》周刊的撰稿人。关于重庆《客观》周刊的由来，储安平曾说：“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六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①
《客观》周刊共出了17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
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份《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②
储安平是1946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12期《客观》周刊，从第13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栏，从13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观》原定在重庆出版12期。当时他们以为1946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12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12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③
给《客观》撰稿的人，后来多数成了《观察》的撰稿人，《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他说过：“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①
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观察》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和拥有广大的读者，与储安平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立场有极大关系，他是在充分尊重每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寻求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至于思想的自由，他是充分予以尊重的。
储安平回到上海后，很快即投入到《观察》的筹备中。不久他要创办《观察》的消息就已传开。据当时出版的《上海文化》记载：“伍启元编《观察》周刊定于9月1日出版”。②
虽然误将储安平说成伍启元，但可以看出《观察》已引起上海文化界的注意。不久同一刊物又有消息说：“储安平为主持《观察》周刊，辞去一切职务，并对于撰稿人及到沪者一律负招待之责。”
储安平对办好《观察》充满信心，《观察》的栏目设立，基本上延续了《客观》的风格，只是没有了像“《客观》一周”这样简短的时评专栏。《客观》的这个专栏，前12期都由储安平执笔撰写（第6期为吴世昌撰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