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早年的文学活动
早年储安平主要为人所知的是他的文学活动，也就是说，在30年代即他前往英国留学之前，储安平是以一个新起的文学青年而为人所知的。《鲁迅日记》1929年6月21日有一条记载：“寄安平信并稿”。④
这个安平就是储安平，这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有关储安平文学活动记载的资料。那时鲁迅在上海主编《奔流》，储安平可能给这本杂志投过稿，所以鲁迅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但查阅《奔流》杂志，没有储安平的作品，《北新》上有几篇储安平的文章。最早一篇是《布洛克及其名著———〈十二个〉》，是一篇介绍性的文字，文章的末尾署写作日期为“二八之春，某日下午”。这期《北新》是1928年5月16日出版的，当时储安平还不到20岁。
大体上可以说，40年代以前储安平还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但那时他对政治已有兴趣，1931年10月他就编过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①，书中所收的文章没有一篇是作家写的，而多是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如左舜生、胡愈之、俞颂华、武育干、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樊仲云、陶希圣、王造时、陈启天、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等，当时储安平只有21岁，可以想见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而40年代以后储安平就不单纯是一个作家了，他的文学活动只可以说是早年生活的一个侧面。
储安平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期，比储安平晚一届后来成为知名小说家的穆时英在《光华文人志》中说：“他很努力，时常写东西。”②
储安平早年的文学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光华时期，即他在光华读书期间和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一个是《新月》时期。光华时期以小说为主，而《新月》时期则以散文为主。
总体上观察，储安平早年的文学活动以散文成就为高，而小说的写作只是一个人文学青春时代的产物。虽然储安平出版过小说集，而没有出版过散文集，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为世人认可的还是他的散文。关于自己的文学写作活动，储安平在他的小说集《说谎者》的自序中曾说过：“我最初是学习散文的。但是人的年纪太轻，人的感情太浮，这使人觉得自己还没有写散文的才气。我这一点不能数的年龄，我这一点不够掂量的人生体验，能够容许我写得出什么深含哲理的东西？我这一点芜杂的思绪，我这一点浮泛的感情，又能容许我写得出什么郁葱旷远的文品？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允许我自惭形秽，收拾起我从前对于散文的热望。”③
储安平的这段话很有意思，那时他是把散文看得比小说要难，在他的文学观念中散文的地位好像要高于小说。他最初写小说在1931年春天，他写了一篇名为《春》的小说，1932年的春天他又写了他的第二篇小说《世纪与义务》。这两次偶然的尝试，使他对小说发生了兴趣，在1931～1934年的四年时间中，他大约写了十二三篇小说。对于这些作品，储安平说：“我得承认，在每一次习作的时候，我的心情都是十分认真严穆的。但是我对于文艺上的修养实在太差，所以即使我每一篇小说写成了之后，要修改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但是还是失败的地方居多。”
储安平自己认为他在文学上的才能不是很高，而只是有一点兴趣，这倒也不是什么谦虚的话，而是对于自己才能的一种准确判断，证之后来储安平的经历，应该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客观的。他后来放弃文学而选择了政论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他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自问自己对于文学毫没有一点修养，有的只是“兴趣”。我的作品可以说明我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如何的肤浅和空虚。我内心里常常有一种冲突，有一种矛盾。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摆脱文学，说得再苛刻一点，叫我诅咒文学，但是我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学。这一个冲突，这一个矛盾，就摧毁了我的希望，是在别方面既无造就，在文学方面也一无建树。因为我的感情拉着我接近文学，所以我常常还要情不自禁地写一点近乎文学的东西；因为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所以我永远不能发奋认真地读一点文学的书籍。
这是储安平1936年说过的话，他的这本小说集由著名的良友出版公司出版，是他在光华的同学赵家璧为他安排的。
《新月》时期储安平的散文不是很多，但在几乎所有评论《新月》散文创作或者编选《新月》散文作品时，储安平的散文都是不可少的。在散文的写作上，储安平可以说是《新月》的后起之秀，1984年，梁实秋和叶公超在台湾主编《新月散文选》就选了储安平的三篇散文，徐志摩和梁实秋这两位公认的《新月》散文大家也不过每人选了四篇，可见对储安平散文的推重。储安平的散文很讲究辞藻，抒情的味道较重，深受徐志摩散文的影响，他自己在徐志摩逝世后写的悼文《悼志摩先生》中就说过：“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在相识的一淘里，很少人写散文。不过，’他说：‘在写作时，我们第一不准偷懒……’对于他这份督促我永远不该忘记。”①（《新月》第4卷，第1期）对于储安平的散文，一位研究者曾做出过这样的分析：
储安平的散文那么诗意葱茏，也应他深挚地领悟到了生命就像“一条河流般的忧郁”。储安平的这篇题目《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的散文，以缪塞那种“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式的语气抒述着从人生的流处知和悟解到的愁绪和苦况：因为“太聪明”，“感受力”太强，便深深地体验到“一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的“痛楚”；但他写散文绝不是为了诉苦，而是为了表现他在这种人生况味中所感悟到的忧郁之美：“人生就是那样的Sentimental……忧郁像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正是这种感伤和忧郁的甜蜜使得他虽备尝人生愁苦却又感恋着人生。《在豁蒙楼暮色》一文中，储安平更以一种灿烂的诗思表述了这种绅士的悟美感恋心性：他从南京的鸡鸣寺看到了“幻想中”的海光暮色，湖面被远山背后的反光照耀得“加倍平软，加倍清新，同时又加重惨白”，“纵然天地立刻将成黑暗，但果能在黑暗前有这样一次美丽的夕光，则虽将陷入黑暗，似亦心甘。”似乎那一缕美丽的夕光便能补偿黑暗天地所造成的各种人生缺憾，似乎人生的各种意蕴都能被那清新的惨白之美包容无疑。②
1936年开明书店还出版过储安平的一本《给弟弟们的信》，也是一册散文集。在储安平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写过一些散文，大体是怀人和抒情的。梁实秋在《新月散文选》的序言中说过：“《新月》的散文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五十年前有一伙人所写的散文就是这个样子。”而储安平就是这一伙人中的一个，虽然比他的前辈徐志摩、梁实秋等写得少了些，但在《新月》晚期，储安平的散文确实是代表了较为典型的《新月》散文的风格的，这一点值得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的人注意。
1935年11月，储安平主编的文学杂志《文学时代》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印刷发行。其时储安平大学刚毕业，时年26岁。《文学时代》是一本纯文学的刊物，一共出了六期，常在上面写文章的有老舍、张天翼、王统照、郁达夫、田汉、宗白华、臧克家、梁宗岱、陈梦家、余上沅等，均为一时之选，可见储安平在编辑方面的才干。储安平在1936年去英国采访，刊物也就停了。
储安平曾说：“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办法维持的。我们虽只出了六期，可是所经的苦乐，简直出乎意料。最后一期的印行，更有许多困难，这困难我们不想诉说了；只有一句话可以对大家说，那便是所有的困难给了我们一种更大的决心去努力将来。”
储安平后来一度做过《中央日报》文学副刊的主笔。抗战军兴，随报馆迁往长沙。曾和冯英子先生一起在《中国晨报》共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