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在观察希特勒的生涯时已经看到了一个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即他将其政治事件计划服从于他的个人寿命的长短。现在，我们从另一个方向碰到了一个相似的事实：即他为了个人的极权与不可替代性有意识地摧毁了国家的功能，而且是从一开始就这样。一个国家的功能建立在其宪法基础上。这部宪法可以是书面的或非书面的。第三帝国最迟至1934年秋起既没有一部书面的，也没有一部非书面的宪法，它既不认可与尊重限制国家对国民的权力的基本权利，也没有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宪法，即一套划分各个国家机关权限，并保证他们的工作有意义地融为一体的国家事务程序。希特勒相反故意制造出一种各个独立的权力载体相互之间的权限范围的模糊、相互之间的竞争、势力范围的相互跨越，只有他自己站在所有人之上的状态。只有这样，他才能保障自己所想得到的向所有方向都完全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因为他的感觉完全正确，任何一个符合宪法的秩序也会限制权利最高的宪法机构：一个宪法国家的最有权利的人至少也会受责任范围的限制，他不可能向所有人命令所有事情；至少做好了没有他也能继续运转的准备。这两点希特勒都不想要，所以他毫无替代地取消了所有宪法。他不愿意当国家的第一仆人，而是要当唯一的领袖，当一个绝对的统治者；而且他正确地认识到，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制度中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只能在一个受控制的混乱状态之中。因此他一开始就以混乱代替了国家。我们必须承认，他，只要他还活着，一直知道如何控制这一混乱。但他的死亡，即便在他成就的最高峰，即在1938年秋，也将会暴露他所制造的混乱，而且因此损害其身后的名誉。另外，还存在着另一个驱使希特勒摧毁国家的原因。在仔细研究希特勒时，人们会在他身上发现一个特征，我们或许称之为对确定的恐惧，或许更确切地称为对任何终结性状态的恐惧。他似乎不仅害怕他的权力会受到一个国家秩序的限制，而且害怕一个固定的目标限制了他的意志。他继承的德意志帝国，1938年他扩大为大德意志帝国，对于他来说，从来都不是他所要巩固与保护的国家，而一直是通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大的帝国的跳板。这一帝国或许不再是一个德意志帝国，而是一个“大日耳曼帝国”，这个帝国在脑子里他连地理边界度没有确定，只有一个不断向前推移的“国防线”，或许是在伏尔加河边，或许在乌拉尔河边，或许直到太平洋为止。当他在我们多次提及的1939年4月3日的演讲中自我吹嘘他“重建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的统一”时，他还没有说出他的真实设想：他所想要的“生存空间”在遥远的东方，而且不是历史上的，而是未来的。倒是在他那我们也已提及的1938年11月10日的演讲中，当他说到必须让德意志人民内心做好迈出“一步又一步”时，他透露了一点他的真实想法。但如果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准备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在某一点停止不前，将已经达到的（或者甚至是继承的）长期作为国家巩固下来。恰恰相反，固定的必须灵活化，被推动，一切都必须是临时性的，并且从这种临时性出发完全自动地趋向不断的变化、扩大与扩展。德意志帝国必须不再是一个国家，才能完全成为一个征服与侵略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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