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在希特勒那里不存在。他故意把一切建立在其个人的不可替代性上，建立在永久的“要么我要么混乱”的基础上，几乎可以说，是建立在“我以后可以是洪水猛兽”的基础上。没有宪法；没有王朝（撇开希特勒对婚姻的恐惧以及没有子女不谈，这也不合时宜），但也没有一个真正担负国家重任的，推出领袖的、长久的政党。纳粹党只是希特勒个人夺权的工具；它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局，他不让接班人出现。他拒绝考虑其身后的事情并作身前安排。一切都必须通过他本人实现。
这样他给自己施加了必然带来过急的与不现实的政治决策的时间压力。因为，任何政策，如果它不从具体环境条件与可能性出发，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寿命长短，都不现实。但希特勒的决策就是这个意思。它尤其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大战，必须在他生前，由他自己进行。当然他没有就此公开讲话。否则，德国人会感到有点不对。但是，在1945年2月波曼的笔记中，他都坦白地承认了。在抱怨自己开战晚了一年，也就是没有在1938年，而是在1939年开了战（“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英国人与法国人在慕尼黑答应了我所有的要求”）以后，他继续说：“糟糕的是我必须在一个人的短暂一生中完成一切……其他人拥有无限的时间，而我却只有可怜的几年时间。其他人知道他们有接班人…… ” 不过，他没有接班人，是他自己的安排。
在1939年战争爆发期间，他也曾几次（尽管不是在公开场合）隐约表示过，他决心将德国历史纳入并服从其个人生命。1939年初，他对到柏林访问的罗马尼亚外长伽奋库说：“我现在50岁，我宁愿现在，而不愿意在我55岁或60岁时开战。”在他的将军们面前，他以其“个人的地位及其独一无二的权威”来论证“他不可动摇的开战决定”，这种权威或许以后不再存在：“谁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几个月以后，在11月23日，在同一群人面前，他在督促他们加快实现西线进攻计划时说：“作为最后一个因素我必须提及我本人：不可替代。既没有一位军人也没有一个文职官员能够替代我。刺杀行动可能再次发生……帝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我将就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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