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而且他不能不注意到，在他很快成为有名人物的右翼圈子中的，暂时比他要有名的多的政治家中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两者加起来应该赋予他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作为一个失败者与被低估者他本来就有着此类感觉的基础。由此逐渐酝酿出了大概是他政治生活中真正最重大的与革命性的决定，即当领袖的决定。
我们无法确定他何时做出了这一决定，它也不是由一个具体的事件激发产生的。我们
可以肯定，这一决定在希特勒政治生涯的最初几年中还不存在。那时，希特勒对成为一位宣传演讲者，一位民族觉醒运动的“鼓手”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还尊敬那些当时集中在慕尼黑策划各种政变的帝国遗老们，特别是那位在一战最后两年中担任德国作战首脑的、现在被公认为所有进行颠覆活动的右翼运动的中心人物的鲁登道夫将军。
进一步认识鲁登道夫以后，希特勒对他的尊敬消失了。除了他独有的能控制大众的感觉以外，希特勒又逐渐感到自己能在政治上与思维上战胜所有可能的竞争对象。在某一个时刻，希特勒可能又认识到（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竞争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未来政府中职位的分配与地位的高低，而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东西：即一个集权的、不受宪法或分权限制的、不受集体领导限制的长期的独裁位置。
这里显现出了在王朝及其复辟可能性消失以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缺。魏玛共和国不能填补这一空缺，因为它既不被1918年11月的革命者也不被其反对者所接受，而是（按当时的口号）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在二十年代初期，产生了一种氛围，用雅科布·布克哈特的话说，即“对于一个与以前的政权相似的东西的渴望”，这种渴望已不可抵抗，而且在“为那唯一的人运行着”。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人在期待着“那唯一的人”不仅仅为了找到失去的皇帝的替代，而且出于另一个原因：既出于对战败的不满以及对被感受为侮辱的、强加的和约的无助与愤慨。诗人施特方·格奥戈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氛围，当他预言一个时代的到来的时候，即那个
“诞生那个唯一的拯救的人的时代”
并且已经为他设计好，他应该干什么：
“他扎毁锁链，把秩序扫进垃圾堆，
把迷路的赶回永久的法规，
伟大的再次成为伟大
主人再次成为主人，
规矩又是规矩，
他把真正的象征别在民族的旗帜上，
他领导其忠诚的群众
经过晨曦的风暴与危险的信号
从事白天的劳作，建立崭新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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