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的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人，但他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奥地利人，而是一个德国人，而且是一个吃了亏的、被德国统一与德意志帝国无理开除的、撇下不管的德国人。同时代的许多德裔奥地利人都有着与他同样的感觉。奥地利德意志人曾以全德国为后方，控制并影响了他们的多民族国家。自1866年以来他们被开除出了德国，成了自己国家里的少数民族，长远来看他们无法抵抗许多被迫成为奥地利人的正在苏醒的民族主义浪潮，他们被迫实行其力量与人数已不足以维持的（已与匈牙利人平分的）统治。人们从这一棘手的处境中得出各种结论。青年希特勒，从来就很会作出结论，很早就得出了最极端的结论：奥地利必须瓦解，但在其瓦解过程中必须产生一个包括所有奥地利人的大德意志帝国，并且通过其强大的实力重新统治那些后继的小国家。在脑子里，他已经不把自己当作奥匈皇帝与国王的臣民，而是这一未来大德意志帝国的国民。就此，他也为自己得出了结论，而且又是一个最极端的结论：1913年初，他出走了。
今天我们知道，希特勒从维也纳逃到慕尼黑，是为了逃避奥地利的兵役。这并不是因为懦弱与胆小。当他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报名参战，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不到奥地利军队，而是到德国军队报了名。1913年战争的气息已弥漫在空气中：而希特勒不愿意为一件内心已经告别的事情而战，不愿意为一个他认为无法挽救的国家而战。当时他离决定当一位政治家还很远——作为一个德意志帝国的无职业的外国人，他又如何可能当一位政治家呢？——但他的行动已经是政治行动了。
在战争中，希特勒在政治上是幸福的。只是他的反犹主义情绪没有得到满足——按他的愿望，人们应该利用战争在帝国国内消灭“国际主义”，他用sz 拼写，意指犹太人。但除此以外，四年的日子很痛快——节节胜利。只有奥地利人打败仗。他从战场以知情人的腔调给慕尼黑的熟人写道，“奥地利的前途将不出我所料”。
我们现在来讲希特勒决定当政治家的决定——这是他称为“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客观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是1918年革命。如果是在德意志帝国，像希特勒这样社会地位的外国人，连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点基础都没有——除非在社会民主党那里，但希特勒又不适合该党，而且就对国家政治的真正影响而言，这也是一条死胡同。是革命为党派开辟了通向国家权力的道路而且同时动摇了原来的政党制度，使得新建的政党也获得了机会——1918与1919年新建的政党数不胜数。
希特勒的奥地利国籍也不再是积极参与德国政治的障碍。“德意志奥地利”（当时人们对奥地利德意志部分的称呼）加入德国虽然被战胜国禁止，但自1918被边境两边的人们所强烈期盼着，而且在内心已经提前实现了，以至于一个奥地利人在德国几乎不算是一个外国人。社会地位方面的障碍，在一场消灭了诸侯统治与贵族特权的革命之后，对于一个德国政治家来说，则完全不存在了。
我们对此这样强调，是因为这一点总是被忽视。众所周知，希特勒进入政界时自称是“十一月罪恶”的死敌，所以人们不愿意将他看成是革命的产物。但客观上他是它的产物，就像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产物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拿破仑也克服了法国革命。没有前面发生的革命，两者都无法想象。两者也没有重建革命取消的东西。他们是革命的敌人，但他们又是革命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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