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是查理的女人都很美丽——不是漂亮，不是有魅力，不是有吸引力，是美丽——而在我慌乱、闪烁、抽搐的眼睛看来几近难以区分：数以里计的深色头发，数以千计的大型耳环，数以码计的艳红嘴唇，数以百计的雪白皓齿。那个穿着白丝绸衬衫的女人在查理无比硕大的沙发上转过身子，那个用玻璃、铅，还是黄金做成的沙发——总之是某种吓人、不像沙发的质材——然后对我微笑。查理打断其他人(“各位，各位……”)，然后介绍我给其他人认识。结果，沙发上跟我坐在一起的人就是克拉拉，哈哈，砖红色夹克的是尼克，亚麻西装的是巴尼，宽裤看起来像洋装的是爱玛。如果这些人真的出现在我的街上，我得把自己防堵在公寓里。
“我们刚刚在聊，如果我们有狗的话要叫它什么名字。”查理说，“爱玛有一只叫晕眩的拉布拉多犬，以‘晕眩’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命名。”
“噢，是这样。”我说，“我对狗不怎么热中。”
有一阵子没有人说一句话；老实说，对于我对狗欠缺热忱这件事，他们说不出什么。
“是因为公寓的大小，是童年的恐惧，还是气味，或……？”克拉拉亲切地问。
“我不晓得。我只是……”我无助地耸耸肩，“你知道，不怎么热中。”
他们客气地微笑。
结果，这是我今晚主要贡献的对话，后来我发现自己留恋地回忆着这句属于机智黄金时代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还会再用一次，但是剩下的讨论话题没有给我机会——我没有看过他们看过的电影或戏剧，而且没去过他们去过的地方。我发现克拉拉在出版业工作，尼克在公关业；我也发现爱玛住在克拉彭。爱玛发现我住在克劳许区，而克拉拉发现我开了一家唱片行。爱玛读了约翰·麦卡锡和吉尔·莫瑞的自传：查理还没读过，但非常想读，甚至可能会借爱玛的来读。巴尼最近去滑雪。如果需要的话，我也许还能记得其他几件事。不过，当晚大半时候，我像个呆瓜一样坐在那里，觉得像个为了特殊活动而被允许晚睡的儿童。我们吃着我叫不出名字的食物，尼克或巴尼评论每一瓶我们喝的酒，除了我带来的那一瓶。
这些人跟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念完大学而我没有(他们没有跟查理分手而我有）；以至于，他们有体面的工作而我有破烂的工作，他们有钱而我很穷，他们有自信而我没有自制力，他们不抽烟而我抽，他们有见解而我有排行榜。我能告诉他们哪一段飞行最会导致时差吗?不能，他们能告诉我“恸哭者”乐队（The Wailers)原来的团员吗？不能，他们大概连主唱的名字都没法告诉我。
但是他们不是坏人。我不是个阶级斗士，更何况他们不是特别上流社会——他们很有可能在沃特福德附近或跟它差不多的地方有父母住在那里。我想要一些他们有的东西吗？那当然。我要他们的见解，我要他们的钱，我要他们的衣服，我要他们没有一丁点羞愧谈论狗名的能力。我要回到一九七九年然后全部从头来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