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坐在长安身边看他画迷楼,忽然生出很多感慨,也许有一天,这个有着不羁气息的长安会剪掉长发,衣冠楚楚地进某家公司,想必是那些装潢公司,然后对着电脑,用鼠标作画,他将是第二个任树。
当然,成为任树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我知道任树的理想绝不是在一家没有什么作为的公司画一些海报,每次看到他灵感被客户否定,必须适应市场做些庸俗无聊的东西,我就有一些悲伤。
我更愿意任树可以自由地去寻找他想要的东西,就像我所追求的那样,每当我试图谈到这个话题时,任树总是冷冷地看着我。他比我更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男人所要承担的责任,不仅仅是我,或者说,绝不是。
他不能随心所欲,像个孩子一样任性地生活,他必须对生活有所规划,考虑更为实际的问题,比如几年后买房,多大面积,几年后买车,而赡养父母,照顾亲人,以及疼惜未来妻子,并为将来的子女早早打好物质基础,这些都不是空中楼阁。
在2002年,他母亲的一场大病使他彻底从理想主义的迷雾中清醒了过来,手术在即,他却拿不出费用,难堪地敲遍了所有熟人的门,在饱知了钱的重要性和人情冷暖后,任树洗心革面,成功转型为一个进步青年。从没有正职的艺术家,变成了金蚂蚁广告公司创作部的生力军,从收入不稳定的边缘人物,进化成主流社会的白领青年。
我也曾经试图追赶任树的脚步,强迫自己穿着别扭的套装,混入组织,朝九晚五的生活使我在短短时期内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我脾气越来越大,每天被闹钟准时叫醒就咒骂社会,坐公交车遇上堵车又是咒骂社会,老板叫我加班还是咒骂社会。
虽然我不知道社会这词的确切指向,但骂社会比骂具体的人要好,至少永远不会有人站出来反驳。在上班后的第十二天,我没有挤上那辆每天都要坐的公车,因为人太多了,我侧身一让,回过神来时,公车已经开走,我想了想,就开始散步。
散步。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看着人来人往,他们表情沉默,甚至有些麻木,如果生活就是上班,回家,回家,上班,走着雷同的二点一线,那么活一天和活30年有什么区别。
我朝前走着,寒风从脸上凛冽刮过,不知怎么,泪水流下来,我站在A城的街头,哭了个痛快。
我和任树曾经是同类,但后来不一样了,很多事都会变的,就像当初我们无比相爱,恨不得连梦中都不分开,可日子被翻动,感情被稀释,稀释就是掺了水,甜味消失,且变得廉价。
我的小说越来越艰涩,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困难的小说,我不知道我要说些什么。在过去,无论我怎样天马行空意象混乱,最后总能不失聪明地收一个漂亮的尾,我常常为此自得不己。但这个现在进行时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我的一个噩梦,我迷惘地穿行在这些字句里,反复推敲各种可能性,但最后,发现这一切皆是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