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特在德国接受的两次手术是否使用了麻醉药，不得而知，尽管他在写给贾克·艾弥儿·布朗许的信中提到，他记得自己被麻醉了，他的父亲奥斯渥·席格则在一旁观看。我们无法确定席格指的是什么，或者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或者发生过几次——甚至他说的是否属实。总之，一八六五年库柏医生在伦敦为席格动手术时或许有、也或许没有施用麻醉术。最值得惊叹的是这小男孩竟然活了下来。
就在一年前，亦即一八六四年，法国化学家及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刚刚发现细菌足以致病。三年后的一八六七年，约瑟夫·李斯特（译注：Joseph Lister，英国医师，外科消毒之父）提出使用石炭酸作为消毒剂能够抑制细菌的说法。当时医院中的感染死亡事件极为普遍，许多人因此拒绝接受手术，宁可独自对抗癌症、坏疽、烫伤或骨折引起的严重感染，以及各种可能致死的慢性病。华特存活了下来，但是他似乎并不乐于重提他在医院的经历。
我们只能想象当他以五岁的幼龄被父亲强行带往陌生的伦敦就医时的那种恐惧。小男孩远离了母亲和玩伴，受着少有同情心或温情的父亲照顾。奥斯渥·席格不是那种会握着华特小手、温言软语给予慰藉的父亲。当他带着儿子搭乘马车到圣马克医院的途中，很可能这位父亲始终不发一语。
到了医院，华特和他的小行李袋被托付给一位护士长，据信应该是伊丽莎白·魏尔森太太，一个笃信卫生和纪律的七十二岁寡妇。她为他安排病床、将他的私人物品放进寄物柜，并且替他除虱、洗澡，然后将医院守则念给他听。在这当中魏尔森太太有一名助理护士协助她，到了晚上则没有任何护士值班。
我不知道库柏医生执行手术以前华特在医院待了多久，也无从得知当时是否使用了三氯甲烷、注射了百分之五浓度的古柯碱，或者使用了其他麻醉剂或止痛药。由于圣马克医院直到一八八二年才将麻醉术列为标准程序，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情况极不乐观。
手术室里烧着炭炉，用来温暖房间以及烧热止血用的铁具。只有这些铁具是经过消毒的，手术袍和毛巾则没有。外科医生大都穿着类似屠夫在屠宰场穿着的那种黑色罩袍。罩袍越是僵硬污秽，表示这位医生的经验和地位越是高超。至于卫生，只是矫揉造作的要求罢了。在那个时代，伦敦医院的外科医生总是将清洗手术袍比喻成像是刽子手先修剪指甲再斩断一个人脑袋那样的多此一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