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开始得十分偶然，就像一个人正漫步越过乡间小路，却莫名地被一辆水泥卡车给撞上。二○○一年五月我到伦敦搜集詹姆斯城考古挖掘资料。当时我的朋友纽约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性犯罪小组负责人琳达·费尔斯丹也在伦敦，问我想不想顺便去参观一下苏格兰场。
“暂时不要。”我说。话一出口，我立刻想到倘若我的读者发现我是如此不情愿参观警察局、化验室、停尸间、靶场、墓园、监狱、犯罪现场、执法机关和解剖学博物馆，对我的敬重恐怕会减分吧。
每次我去旅行，尤其在国外，我初识一个城市的门路往往是受邀见识那儿的暴力、哀伤场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骄傲地带我去参观当地的犯罪博物馆，一个房间里陈列着许多用福尔马林玻璃罐保存着的头颅，只有最恶名昭彰的凶手才得以进入这个可怖的展览馆。看他们用那双死灰的眼珠回瞪我的模样，我想他们或许算是得到报应了吧。在阿根廷西北部的萨尔塔，我参观了五百年前遭到活埋以取悦神祇的印加幼童木乃伊。几年前我在伦敦受到贵宾级待遇，探访了一处瘟疫群葬坑，在那泥坑里移动很难不踩到人骨。
我曾经在位于弗吉尼亚州里奇蒙的州法医办公室工作了六年，担任计算机程序设计、统计分析资料汇编以及在停尸间里帮忙。为法医病理医师们作笔记，给器官秤重，记录伤口形态和尺寸，检测那些不肯服用抗忧郁药物的自杀死者体内处方药剂含量，协助脱去身体已然僵硬、顽抗不从的死者的衣物，给试管贴标签，清洗血污以及锯骨头、触摸、嗅闻，甚至亲尝死亡的味道，因为那股恶臭会粘附在人的喉咙深处。
我忘不了那些遭到谋杀的人们的脸孔和所有一切。我见得太多了，多得数不清。我多么希望能够在事发以前让他们全部躲进一个大房间里，求他们把门锁好或者装设警报器——至少养条狗——或者别随便停车，或者远离药物。当我看着那个为了炫耀站在小卡车后面载货平台的青少年口袋里那罐被压扁的布鲁特体香剂，心中一阵痛楚。他没注意到小卡车就快驶过一座桥底下；还有那名下飞机后拿了支金属把手雨伞而遭到雷殛的男子死得有多冤枉。
我对暴力的强烈探究欲望早已硬化成冷静窗景观的防护胄甲，很安全但是沉重得让我往往在面对死者之后两腿发软。仿佛那些躺在街头血泊中或者不锈钢验尸台上的死者在耗损我的精力，饥渴地将我吸榨一光。死者僵死依然，我干枯依然。谋杀不是悬疑剧，用笔对抗它是我的使命。
倘若琳达·费尔斯丹说她可以安排参观苏格兰场那天我表示“厌倦”，不只背叛了我自己，对苏格兰场和基督教世界的所有执法人员更是种羞辱吧。
“苏格兰场的人心真好，”我对她说，“我从来没去过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