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丽斯的声音听上去很是恼怒，她废了不少口舌提醒我：你不是办这个案子的唯一人选云云。然后她耐心地听我汇报最新的情况。她问了不少问题，有些我可以回答，有些我不能。最后她评论道，“好吧，我没有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傍晚了。”
我试着回答她：“那么‘9·11’之夜呢？”在‘9·11’那天傍晚，最糟糕的都结束了，除了震惊、葬礼、清扫和复仇。而这些家伙们并没有从那一天里走出来。实际上，最糟糕的可能即将到来。我评论道：“嘿，也没有比今天早上更热的早上了。”
“今天早上的事只是两道主菜之间的小菜。”
“不错，”我提示道，“我们应该预测一下下一场袭击，好开始生气勃勃的明天。”
“如果你认为这些人是可以被预测的，那么你就想错了。”
“你在意奖金吗？”
“不，我不关心。”她换了个话题，说道，“非常让人困惑。很显然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杀死迪克特，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认为看上去是这样。就像特瑞尔，他是总统的一名心腹，假定他的职责……好吧，明天早上白宫的新闻简报上肯定会有一条重大消息的。”
“确实。现在，你是怎么看待范博格的？”
问得好。在任何刑事案中，人际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当这些关系都是属于你的时候，它们就是无法替代的了。因此我认真思考着她的问题，还真是挺棘手的。
就我所知，范博格法官从不与任何人亲近。虽然诽谤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让我觉得良心不安，但以下却是事实：这个人是个刺球似的人物。他大概七十岁，从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可以算得上是法学精英，辅佐过两任总统。但每一位总统似乎都不太情愿由他辅佐。舆论界通常给予他的评价是：细致、微妙、乖戾、难相处，而且反传统，新闻界的人把他称为“穿长袍的坏家伙”。他总是在法庭上对所有的律师们吹胡子瞪眼（哦，他们可真不幸），甚至是对那些正在讨论他感兴趣的案子的律师们。
美国酒业联合会可能会以抽签的方法发售去他墓地的票——好让那些喝多了的人去他的墓碑上小便。他的法律意见也是不理智的。他因为写作无论是对弱势意见还是主流意见都极无礼的反对书而著名——或者说臭名昭著。他的八个同事会非常乐意把他架去一条僻静的后巷，再把他狠揍一顿。不然就得当心被他揍——实际上跟他相处的滋味就等同于挨揍。而现实生活中，范博格的死对于很多人来说会带给他们一场悄悄的狂欢。
菲丽斯重复道：“嗯？他的死跟我们查的案子有没有什么联系？或者他仅仅是一个方便的靶子？”
“我不认为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很显然，我在被测验呢，因为她纠正了我的话：“努力想一想，希恩。这个城市到处充满了靶子。他们要终结他的性命，总得有一个理由吧，你说是不是？”
“是的。”
“我给你派下这个任务不是让你在一边看戏的。这些杀手们并不笨，你惹不起他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