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行驶着，最终来到了路的尽头。不难猜出，那座门口停了三辆皇冠警车的小屋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两个穿制服的人在大门口站岗，看上去紧张不安。
你已经看见了那所房子——红砖砌成，平顶，门前有高大厚实的科林斯式石柱。如果让我估计的话，里头那些堂皇的场地足有五万平方英尺，而且里面肯定会有奢华的游泳池和漂亮的更衣室。
我们从车子的后座里挪出来，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径直朝我们走过来。他似乎认识珍妮特工，因为他说：“所有人都在里面，珍妮。真是太糟糕了。局长已经出去十分钟了。”他递给她一块带夹子的写字板，她在上面写上了姓名、时间、日期等等。
我猜那个穿制服的人提到的“局长”是马克，联邦调查局的头儿——他会告诉你这些小丑也是联邦特工。哦，我对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敌意，我是真的钦佩他们的工作和他们完成工作的情况。这就是他们怎么做工作的。有许多探员是律师和会计师，当你把他们当成是执法人员时，就会发现这个古怪的文化现象和这种混合的人格。他们真是让人无法忍受，真希望他们能做得好一些。
司法权在执法类型中也是敏感的要素之一。除了上述的政府轿车和联邦探员外，我没见着救护车，没有克莱斯勒轿车，没有法医和鉴证人员的车辆，也没有见到把犯罪现场围绕起来的让人兴奋的黄色警戒线。这是我认为非常有趣的第三件事。
第四件有趣的事是没有见到穿制服的本地警察——他们都是出事之后的第一回应者。所以这所房子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带有非常鲜明的联邦特色：严肃、低调、节奏混乱，而且非常麻烦，难以搞定。
珍妮把写字板交回给那个家伙，他转而问我：“你是谁？”
“建筑物视察员。”
还没等他回应我，我又接着问他：“你是蛀虫先生吗？”
他生硬地对我笑了一下：“在你登记进入之前，请让我看看你的身份证。”
实际上，在早上七点零九分我就被上司的一个电话叫了过去，还正好赶上一场阵雨。在那条对公众开放的热线上，她给我的唯一指示就是别掺和进任何犯罪记录，只有珍妮探员有权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上司还特别提到为了保留我的神秘身份，我必须控制好刁钻的嘴巴，注意态度和举止，总之就是要我尽量大方得体、温和有礼。
在与这些安全人员们相处的短短几个星期里，我已经了解到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空洞的，一定有其特殊意义。你必须在我的字里行间看仔细了——不要登记，意味着我们待会儿不希望你被传唤；不要展示你的身份，意味着如果以后要你作为现场目击证人而出庭的话，那会给你带来许多麻烦。于是我告诉他（我可不是在故弄玄虚或者有意粗鲁地对他）：“我警告你，如果让你知道了我的身份，那么你就死定了。”
他居然也说：“我也警告你，如果你不出示你的身份证，那么你也死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