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到弟弟念书的学校，我只看到了一个灰色的小匣子。弟弟从此就被锁在里面了。他的班主任个头不高，老实巴交的，很不会说话的样子。他说法医检查说弟弟死的时候没有太受苦，这使我稍稍感到安慰。他内疚地想解释什么，然而我知道这与他毫无关系。我知道我们家族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寡言本分的人，决不会给别人造成麻烦。我知道弟弟自小就是孤独和内向的，他有自己的完全封闭的世界——那是他惟一有独立的权利的地方，没有人可以在那里打扰他，也许他只是想永远地呆在那个地方。
弟弟的死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他衣着朴素，没有不良嗜好，和任何人都友善相处；他每三天花钱洗一次热水澡，每周去看一次三元钱的录像，每个月去理一次发；他不吸烟，不喝酒，成绩中等。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自杀，他自己也不说。
他不出众，他理应幸福。我总是经常不回家，只是暗地里希望如果有一天突然回家，弟弟已经成长为大人，和街上能看到的那些男孩一样，快乐、健康和自信。这是我们的错，我们天生缺乏关心别人的能力。我的母亲在我九岁的时候出走了，没有任何的预兆。那天早上她还给我编了两个小辫，煎了两块年糕，然后披着她的蓝色纱巾去上班了。可是到了傍晚，糖厂里的人全下班了，母亲却没有回来，她再也没有带着工厂的浓浓的糖味回到这个家。她只是突然地想起了什么，要去做，她就去了。她忘了和我们说一声，因为那件事情太重要了，甚至来不及说。从此以后，父亲就经常不睡觉，整夜整夜地醒着，向每一个亲友写信打听母亲的下落。他开始遗忘很多事情，最后连弟弟和我都记不得了。他一个人躲在屋子里，数那些少得可怜的钱，还收藏一切小纸片：收据、车票、电话帐单、汇款条，还有那些手写的治疗失眠和便秘的偏方。他总是很和善地对弟弟说：你找小军吗？他出去玩了，还没有回来。可是，我弟弟就叫小军。
我紧紧地抱着那个灰色匣子，没想到弟弟这么轻。
在回去的火车上，我吐了。医生说我已经怀孕。她冷冷地问：要不要？
我说不要。这个世界上没有必要多一个寻欢作乐的牺牲品。
我抬起身，却看见了弟弟。他静静地看着我，饱含怜悯。
我失声道：弟弟，你还没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