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太后对义和团剿抚两难时，张之洞即力主剿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初四日，他致电总理衙门：“拳匪因闹教滋事，势甚猖獗。此乃藉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若滋闹不已，恐豫东义和团匪风闻响应，剿抚均难，且各国必以保护教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况近畿之地，乱匪横行，尤于国威有损，于交涉他事关碍甚多”。他认定义和团“实系会匪，断非良民”，“法所当诛”。他密切关注朝廷的态度。当他听说朝廷有人相信义和团拳术能御枪炮、灭洋人，说从来“乱民不能保国，邪术不能御侮”，并派侦探委员在保定坐探，随时电禀京城动向。五月中旬，义和团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进入北京、天津，八国联军自天津向北京进发。五月二十三日，太后决定向各国宣战，说：“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第二天，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陈义和团为邪教、为乱民、为土匪、为劫盗，应该速剿，说“从古无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而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存”，恳请朝廷一面电令驻外使臣向各国道歉，一面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众怒稍平，庶可徐商挽救”。他得知联军中以日军人数最多，同日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请他说服日本政府商各国暂时停止进攻北京，说今各国不停战，我不能分兵剿匪，中国糜烂，日本有什么好处，如能从中维持，中国必然感谢日本的恩德，给日本以无穷之利。但日本政府回说：“此时进退，非一国所能主持”，并继续向中国增兵。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慈禧太后下诏正式向各国宣战，宣言：“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至此，张之洞等人企图阻止战争爆发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北方战火越烧越大。
南方无战事——策划东南互保
就在慈禧太后对各国宣战的同一天，她要求各省“招集义民，成团御侮”，并特别指示沿江沿海各省必须立即动员起来。是遵旨投入战斗呢，还是抗旨按兵不动呢？张之洞又一次面临两难的窘境。按常理，身为太后的宠臣，又刚刚在两年前的戊戌风波中得到太后的关照，他应该站在太后一边，对洋人“大张挞伐”，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对于太后的严谕，他联合南方各省督抚会奏朝廷，首先指出战争的前途是中国“不败不止”，各国“不胜不止”，然后说沿江各省并无所谓拳会义民可招。他说：“就目前计，此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他保证，如果各国派兵来犯，“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与此同时，他还奉旨抽调两湖十多个营的兵力，增援北方战场。张之洞的所言所行，圆滑周妥，既避免了“抗旨”的嫌疑，又为策划“东南互保”，使战争局限于北方地区而不至波及东南各省乃至全国，提供了依据和理由：不使“饷源立绝”，堂堂正正。
张之洞所以敢于“抗旨”，拒绝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发动拳会义民对各国作战，还在于他猜透了太后必无作战到底的决心，终归要停战求和。果然，宣战不到十天，即六月初三日，太后即谕令清朝驻外公使向各国表示悔意，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保证中国一定自行惩办义和团乱民，并竭力保护各国驻华使馆、在华洋人。太后态度的软化，更坚定了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策划“东南互保”的信心。何况，太后此前就有“力保疆土”的训示，如果能够阻止洋兵进入东南各省，不就是“力保疆土”了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