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所以能够平安地渡过这场政治风波，不仅仅因为他写了《劝学篇》，划清了与康、梁们的界限，还因为他并不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所要打击的对象。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变法，而是反对“首倡邪说”的康有为结党营私，“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甚至“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扬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所以当事件平息以后，她担心内外大小臣工发生误会，以为不再言变法维新，曾反复申述：“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仍应次第推行，不能因噎废食。用特再为申谕，嗣后内外臣工，务当清白乃心，一化新旧之见，凡所建白，但期有裨时局，不得妄意揣摩。倘或挟私攻诈，是非所在，亦自难逃洞鉴”。所谓“不能因噎废食”，是说不要因为朝廷处治了康、梁，便不敢再言维新、变法，所谓“挟私攻诈”，是警告那些守旧大臣不要再对那些谈过变法维新的人揪住不放。这显然是在纠偏。在这种背景下，张之洞不会因为与康、梁有过联系、力主变法而受到株连。再次，从政变后严拿惩治的对象看，除了所谓康、梁乱党及个别附和者外，就是所谓“滥保匪人”的地方官员，如陈宝箴等。张之洞爱推荐人才是闻名的，曾一次保荐五十三人之多，一年推荐三次之多，但在百日维新期间，尽管光绪帝多次谕令各地保荐人才，张之洞却反映冷淡，只保荐过几名“使才”（外交人才），其中包括黄遵宪，被任为驻日公使（因病未赴任）。黄遵宪曾任过湖南按察使，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关系密切，政变后回籍闲居，并未受到株连，张之洞自然也不会因保荐过他而受累。
当然，张之洞能够有惊无险地渡过这场政治风波，与慈禧太后的特殊恩宠和眷顾不无关系。张之洞自从光绪十年（1884年）被太后召见并派往广东任两广总督后，一直没有让他回北京陛见述职，历次京察考绩，都因“实心任事”、“顾全大局”受到好评和嘉奖，显示了太后和朝廷对他的信任。百日维新期间，尽管有几个顽固大臣如刚毅、徐桐等攻击他的《劝学篇》“尽康说”，“吾辈要之何用”，但太后自有权衡，因为她从中看到的是张之洞对大清的忠诚，是张之洞完全不同于“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康、梁们的温和的改革思路。所以她在重新听政后召见湖北按察使瞿廷韶时，详细地询问湖北的情况，对张之洞的“为国勤劳”大加赞赏，还表扬他“甚顾大局”。所谓“顾大局”，就是效忠朝廷。没有这一条，他不可能受到太后的特别关照。 |
